不能跑到天涯海角的時候？！

【拼貼 2001年《聯合文學》與 2019年《印刻文學生活誌》，柯裕棻總也不老，1968年生】

2005年我在嘉義中庄陸軍第兩百旅服兵役。放假搭火車返家前，總愛逛逛火車站附近的光南與墊腳石，偶爾還會到巷弄內的「達摩二手書店」尋寶。有一次我買了 2001 年 4 月號的《聯合文學》雜誌。封面人物是李安，但我從不喜歡李安──我是因為柯裕棻。

大學時，我是「柯粉」：2003 年首本散文集《青春無法歸類》、隔年再出散文《恍惚的慢板》，我都買，都讀，都喜歡。而後 2005 年的小說集《冰箱》、2007 年散文《甜美的剎那》，則是軍旅與退伍後的逃逸。

2001 年的《聯合文學》，柯裕棻與主編許悔之的筆談，題為「不能跑到天涯海角的時候」。文內，柯裕棻提到喜歡的作家有兩種極端的類型：

一種是縱火者，文字很炙熱，讀的人幾乎要被那紙張燙傷，在書店裡翻閱的時候不能控制就掉進書裡了，像朱天心、柳美里、Jeanette Winterson（英國同志作家）。另一種是冰山似的，文字很沈很冷很省，可是你知道那底下有不可知的東西，像舒國治、海明威、布希亞。（頁31）

以上名單，我讀過的，除了海明威，其餘一概不喜歡。但是，我喜歡柯裕棻的文字。為什麼喜歡？喜歡什麼？那麼多年來，我也只能含糊地認為：柯裕棻「中文很好」──她一定讀了不少古文吧？

這種含糊的感覺，直到今年十月號的《印刻文學生活誌》，才有了比較明確的字眼形容。在賴香吟跟柯裕棻的對談中，賴香吟點出了柯裕棻的文字具有「古典性」：

能把古典、舊東西，放在現在重寫，當然是新穎，但是我們很多新穎是沒有底的啊，他[指金宇澄的《繁花》]那個是有底。[……] 比如說把《紅樓夢》讀上三百遍的話，你可能對它每一個形容詞都可以變化著來用。我前面講的古典性是這個意思。我們講文字的色跟香，這類表現在你的文字裡很多。我為什麼要談這個東西，因為在我們同代這類東西已經不多了，接下來又是更少了[……]。（頁42）

《印刻文學生活誌》收錄了柯裕棻的兩篇小說〈田園詩〉及〈遠雷〉。若以〈田園詩〉的開筆為例，或許可以勉強展示賴香吟所謂的「古典性」：

小城臨海有港。港後有窄軌鐵路。鐵路後是紅鐵皮的魚罐工廠。工廠後是藍鐵皮的小社區。社區內有歪斜小店和各式攤販，專做漁工生意。這港本來漁獲豐旺，後來廢港，諸事敗壞。漁筏、舢舨、大小船舶都撤離，山川破落還給潮水。（頁45）

此處的重點不是修辭技巧的「頂針」，而是行文亦文亦白，行雲流水。我喜歡這樣的中文書寫。我也同意賴香吟說的，這類東西已經不多，很多新穎的作品是沒有底的。

近年來我欣賞的「有底的」作家吳明益，也寫了一篇短文談談讀柯裕棻。吳明益認為2007 年出版的《甜美的剎那》，「標示了柯裕棻的『散文性格』[……]從《甜美的剎那》到《浮生草》，柯裕棻的散文『文藝性』逐漸消失。[……]而看起來少作裡較常提起『自己』的散文特質，也隨著時間變化了，加入虛構與故事性（這在《洪荒三疊》裡最明顯）。」（頁73）

藉由吳明益的描述，看來我錯過了柯裕棻散文的轉型，2012 年的《浮生草》與2013 年的《洪荒三疊》，我沒再追讀。或許江湖鬼混日久，心隨境轉，柯裕棻早年散文的都會風格，儘管甜膩中略帶清冷，卻已不合胃口。

說到「底」，吳明益的「底」不是賴香吟指稱柯裕棻的「古典性」，而是書桌書房之外，各種因體驗而厚實的底蘊：野地、蝴蝶、溯溪、爬山、攝影、腳踏車、環境運動。這樣的吳明益，不免更為關注〈遠雷〉這篇新收的柯裕棻小說：

因為她寫的是經驗之外的事──英商約翰‧陶德（John Dodd）、茶葉歷史、滬尾、李春生──[……]當視野轉變到自己經驗之外時，柯裕棻不得不把她學者那部分的性格顯露出來。這不再只是「詩與直覺」了，還有可以看出作者耐煩校訂的許多細節，這是過去柯裕棻作品裡少有的。（頁73-4）

是的，〈遠雷〉的「底氣」正是學術論文與學術註腳。柯裕棻寫作風格的轉變，讓吳明益引用起蘇珊‧桑塔格呼應：

如果我曾受文學感召而投身其中（先是讀者，繼而是作家），那是因為它擴大我的同情：對別的自我、別的範疇、別的夢想、別的文字、別的關注領域的同情。（《蘇珊‧桑塔格文選‧文字的良心》）（頁74）

「不能跑到天涯海角的時候」，近二十年筆談的標題，無論問號，無論驚嘆，幸好，我們還有文學。

【引用資料】

柯裕棻、許悔之，2001，〈不能跑到天涯海角的時候〉，《聯合文學》198期，頁29-31。

賴香吟、柯裕棻，2019，〈地理風土，待開發的寫作秘境〉，《INK印刻文學生活誌》10月號，頁26-43。

  

吳明益，2019，〈耐煩〉，《INK印刻文學生活誌》10月號，頁72-74。

終結傲慢：美國重回現實主義？

日前整理辦公室書報夾，原要回收八月號《國防譯粹》，一翻內文，竟有國際關係大師、哈佛大學的 Stephen Walt 的文章〈美國的大戰略：回歸現實主義〉，只好先讀再說（丟）。

很巧，隔幾天在書店看到 Walt 的近作《以善意鋪成的地獄》，買了。書剛買，又厚，還沒讀。但略翻閱前言、導論，主要論點似乎與〈美國的大戰略：回歸現實主義〉雷同。我就偷懶，摘要文章，幫推。

摘要之前需先說明：Walt 的文章，刊登於今年五、六月號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原文標題是：＂The End of Hubris: And the New Age of American Restraint＂。如果直接翻譯，應該是：「傲慢的終結：美國克制的新時代」。國防部《國防譯粹》取的標題雖不符原文，但算是總結文章要旨。下文的摘要，應該可以看出原標題所稱之「傲慢」，也可以理解為什麼翻譯的標題要稱作「回歸現實主義」。

***

Walt 這篇文章，簡單說，主張美國的大戰略應回歸現實主義。

這意味著此前的大戰略，不是現實主義。冷戰結束之後，從柯林頓、小布希、到歐巴馬，美國外交菁英圈的主流原則是「自由霸權論」 （liberal hegemony）。這是指「試圖以美國價值為標準來改造全球的政治生態。[…]目標是將民主體制與開放市場推銷給全世界。」可是「成果卻令人十分失望：戰爭失利、金融危機、驚人的社會不平等、破裂的聯盟，以及膽大妄為的敵人」。

（附帶一提，這個論點並不特別，另一位國關大師、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   SAIS 的   Michael Mandelbaum 在2016年出版的《美國如何丟掉世界？：後冷戰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致命錯誤》就提過了。他認為美國之所「任務失敗」（Mission Failure，這是英文書名），主因是為了在其他國家建立「美國價值」，就插手替這些國家「nation-building」，而搞得灰頭土臉。從這個論點來看，Walt 的新書取為「以善意鋪成的地獄」也就不難理解。）

美國以「自由霸權論」為主流的外交政策，川普在選舉的時候，形容是「一場完全、澈底的災難」，但 Walt 認為，「雖然川普在推特與公開發言中時常質疑美國過去的政策，但如今美國依然在保護富有的北約盟友、依然在阿富汗作戰、依然在非洲追捕恐怖分子、依然為充滿問題的中東各附庸國提供無條件的支持，以及依然想要推翻數個外國政權。川普的風格雖然跟歷屆總統們大不相同，但在政策的本質上卻意外一致。這種狀況只會造成兩面皆輸的最差結果：華府依然在追求錯誤的大戰略，現在又再加上一個無能的粗人坐鎮白宮」。（底線為我所加）

那該怎麼辦？   Walt 認為，大戰略上回歸美國孰悉的現實主義，而在策略上，則應採取「離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這是 Walt 與寫《大國政治的悲劇》的「攻勢現實主義」大師John Mearsheimer合作提出的概念）。

如此一來美國就「不會為了要形塑自己所認知的世界而四處征戰，反而會在幾個關鍵區域維持「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只要狀況允許，華府會鼓勵外國政權扛起自身的國防責任，並承諾只防衛對美國具重要利益的地區，或是美國權力仍然有影響力的地區。」

具體一點（但仍粗略地）來說：第一、北約已經過時，歐洲要自立自強；第二、中東的重要性是原油，「主要目標，仍是防止任何中東國家阻礙原油進入全球市場[…] 美國作為離岸制衡者，應該與中東地區所有國家建立正常化關係，而不是一面與某些國家維持「特殊關係」，一面又對其他國家懷有深層的敵意。」第三、搞定歐洲與中東，才會有精力與資源放在真正的重點：中國。

如何反制中國？「美國應要維持並深化目前跟澳大利亞、日本、菲律賓及南韓的安全關係，同時持續跟印度、新加坡及越南培養戰略夥伴關係。[…] 然而，要維持一個有效的亞洲聯盟並不簡單。華府在亞洲的盟友們各自被海域隔離，也不願意因為親美而危害到自己跟中共的商業關係。」所以，Walt 就批評川普放棄 TPP了。

最後，要在現實主義的大戰略下，採取離岸制衡，需要整個外交菁英圈的協助：「離岸制衡需要深度瞭解區域政治生態， 這是只有資深外交官與該區域專家才能提供的知識。要在亞洲創造一個有效的聯盟來檢驗中共的野心，不僅是軍事任務，也同樣是外交任務。」Walt 認為儘管自由霸權論勢力依舊，但無論在國際現勢的轉變，或者是川普的風格，都讓現實主義更容易成為選項。

【新書連結】

Stephen Walt 著、林詠心譯，2019，《以善意鋪成的地獄：菁英的僵化和霸權的衰落，重啟大棋局也注定失敗的美國外交政策》。台北：麥田

【參考資料】

Stephen Walt，2019，〈美國的大戰略：回歸現實主義〉。《外交事務雜誌》。

中文翻譯請見：https://www.mnd.gov.tw/NewUpload/201908/4608-5_263566.pdf

（我的摘要徵引於此）

原文出自：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9-04-16/end-hubris

Michael Mandelbaum，2017[2016]，林添貴翻譯，《美國如何丟掉世界？：後冷戰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致命錯誤》。台北：八旗。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53414

讀董橋《讀胡適》

（中研院胡適紀念館筆筒上印胡適毛筆寫給雷震六十五歲生日的楊萬里名詩）

（胡適說自己的毛筆字是野蠻的字但是我喜歡胡適的毛筆字與硬筆字）

那年十七歲同一班列車通學的雄女朋友跟我說她最近開始讀李敖開始喜歡李敖。我跟著讀李敖但最後卻暗自喜歡胡適。那時假日在圖書館讀課本算習題背單字的調劑是上樓到書庫翻翻遠流出版公司的胡適作品集與精裝本日記手稿。我先喜歡胡適的笑才喜歡上胡適：胡適眉清目秀，笑起來好看，開朗，自得，卻隱隱流露一絲絲不得已，一種淡淡的苦苦的味道。

董橋新書《讀胡適》我讀完了。要「探望一下學術以外的胡適之」的董橋說「這本《讀胡適》讀我喜歡讀的胡適，抄我喜歡抄的胡適」。新文化運動抄得多，胡適書生論政書生從政也抄了不少；董橋的材料紮根於胡適秘書胡頌平主編的《胡適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讀胡適》結構似筆記像劄記，長短不一共八十八回；筆法也不像多年來多用常用四字六字並排的念人憶事小品那股「甩不掉駢文意識」的董橋風。引號、標楷體一看便知是抄錄，可是一參照手邊《胡適文選》若干篇章，我才發現原以為是董橋寫的句子，其實是胡適的文字。

我讓董橋「騙了」。但想想為什麼遭騙？我想起十年前寫報告寫論文的往事。我研究能力與信心都不夠，將自認寫得尚可見人的章節拜託任教大學的長輩指點。長輩專攻西洋政治思想，文字清晰，思路曉暢，耐著性子讀了幾段，面色欠佳：「你一寫到理論、引文，就是火星文。一看就知道你不懂作者在說什麼。材料要咀嚼，再用自己的話吐出來。」我問長輩咀嚼的方法，他給我看讀書筆記：單篇論文筆記不超過兩頁活頁紙，手寫，綱舉目張。諄諄告誡，我努力而為，時時謹記。

董橋乃舊派人，嚮往所謂「老民國」，寫文章從來在稿紙上手寫，抄胡適一定是手抄手寫。董橋說「我讀胡先生讀了幾十年」。言下之意不外乎胡適文字胡適行止董橋咀嚼了幾十年。

董橋讀胡適抄胡適但很少評斷胡適。我抄（實則是「敲」）幾則董橋《讀胡適》少有的評斷，充作筆記，聊為心得。我不評斷董橋不評斷胡適也不評斷董橋的《讀胡適》：「從前顧亭林勸人少著書，多抄書，胡先生說顧亭林是聰明人。」董橋自序的最後一句如是說。

［胡適的文言與白話］

讀遍胡先生一生的文字，不論學術著作不論讀書劄記不論日記書信，文言他文得恰當，白話他白得乾淨，半文半白他也都「半」得可誦，足見胡先生經、史、子、集的涉獵和修養確實足夠他一輩子消受了。(p.70)

［胡適與執政當局的關係］

（寫文章善意批評國民黨胡適不聽勸硬要發表，致使雜誌遭查扣、停刊，胡適沒繼續寫這類文字）

槍既開了，對方受傷，槍也收了，這似乎是胡先生一生應對執政黨的策略，有點怯懦，有點鄉愿；有點狡黠，有點心術。胡先生天生個性裏有甩不掉的矛盾和吞得下的妥協，這也許正是他留得住風骨的法門。(p.173-4)

［胡適並不快樂］

（因為羅爾綱太過客氣，胡適用「命令辭氣」寫信給羅爾綱交換條件，讓他可以繼續留在胡家做研究）

我從前讀羅爾綱的《師門五年記》不太感受得到他身受的教誨和恩賜有多麼動人。幾十年後年事高了重讀胡先生寫給他的這封信，我忽然覺得做一個胡適那樣的人實在太不容易了。我幾乎可以肯定胡先生其實不是一個快樂的人，他花了太多的心思去遷就人家的感受。他總是比別人先看到人家心中的喜憂。人生實難，人人都難，能夠替別人化解一點難處也許真的是替自己化解了一點難處。這樣的能耐靠的原來真的不是宗教的信仰也不是神明的感召：靠的是「懂得」。(p.191)

　 

［胡適的緋聞］

旅美兩位中國學人唐德剛和夏志清都寫過胡適之和陳衡哲的緋聞，一個下筆刻意佻薄，一個行文萬般佻巧，我讀了既感意外，也甚失望。[……]至於胡先生生命中的女人緣，江冬秀之外的表妹曹珮聲、留學時代的韋蓮司、中歲之後的羅珮妲，那是胡先生的私事，幾十年來見諸文字的考證和渲染，終歸依然是考證和渲染，假設既在，求證無門。如果流言不是流言，胡先生不會 kiss and tell；如果流言只是流言，胡先生沒有義務出來澄清，何況羅珮妲最後嫁給比她大四十五歲的杜威老師成了胡先生的師母。人生難得紅顏知己。我情願胡先生到死都珍惜這些情份。(p.213)

  

［愛國讀書人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

胡先生做學問、教書、寫作之外的這些政治活動的文字紀錄我愛看也多看，從中看出讀書人和政治人之間的許多微妙的關係和錯綜的關涉。我深深體悟胡先生不論當使節不論當大使要當得安心做得安心，他必須記住他為的只是關愛他的國家，在意他的同胞。(p.231)

從七七事變胡先生和蔣先生的幾段接觸，我隱約看出兩人之間不容易保持平和的君臣關係，甚至浮泛的賓主交往也不容易。[……]蔣先生是從卑隱中壯大的風雲將帥，自知無法掌握那顯赫而陌生的學人胡適。胡先生則從來不覺得政軍中人有足夠的涵養賞識清流之可貴，蔣先生只在衡量輕重之後隨機商借大儒名士的一線光環去燃亮自己獨斷的裁決。胡先生倒是一心抱持西洋公正品格之精神去回報執政者的禮遇，真心獻策，心無奢求。我深信胡先生真心想為國難做點事情。我更深信看到蔣先生電報要他出使美國的那一刻，胡先生如釋重負，覺得這樣遠距離報效國家他才有勇往而進全身而退的希望：他有相當的把握可以在西洋尤其是美國的政治規律中扮演他應該扮演的角色。蔣先生老謀深算，當然老早盤算出這個劇情；他要控制的是落幕的時機。珍珠港事件如期爆發之後，胡先生察覺出那正是他卸妝下臺的時候。胡先生的書生大使生涯證實了他的淵博用在外交使節的酬酢中果然綽綽有餘；他更在意的似乎是舞臺鎂光燈撳熄之後，書齋裏書桌上的那盞燈依舊亮著。(p.240-1)

【書目資料】

董橋，2019，《讀胡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註】文中［］與（置中文字）是我所加。《讀胡適》2019年10月4日閱畢，10月5日筆記。此書當時台灣未上市，故向網路書店下單採購，漫長等待，與港情勢是否相關，不得而知。

胡適不選總統

(FROM: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蔡英文總統在康乃爾大學讀碩士，此次出訪過境美國更在哥倫比亞大學演講。這兩所學校都是胡適之先生的母校。胡適 1910 年考取公費負笈康乃爾大學讀農業， 1915 年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追隨杜威讀哲學， 1917 年寫完博士論文，通過口考。但尚未取得博士學位。

胡適回國成為 1917 年新文化運動、 1919 年五四運動的健將要角。「暴得大名，謗亦隨之」，時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讀書的朱經農（1943 年國民政府教育部政次）1919 年9 月7 日寫信給胡適：

今有一件無味的事體不得不告訴你。近來一班與足下素不相識的留美學生聽了一位與足下「昔為好友，今為讎仇」的先生的胡說，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的神氣，說「老胡冒充博士」，說「老胡口試沒有 pass」，「老胡這樣那樣」。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沒有關係，只是「冒充」這兩字絕不能承受的。……「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這種謠言甚為可惡……現在「口眾我寡」，辯不勝辯，只有請你把論文趕緊印出，謠言就沒有傳布的方法了。

隔年八月，朱經農又寫信給胡適：

你的博士論文應當設法刊布，此間對於這件事，鬧的謠言不少，我真聽厭了，請你早早刊布罷。

胡適直到 1922 年才出版博士論文。余英時認為這是因為胡適捲入文學革命、五四運動，1917 年回國後「最初四、五年中，他活動之多和工作量之大簡直到了不可想像的地步。……這一段時期內他心中不可能有印論文、拿學位證書的念頭。」（頁8）出版論文的契機是「哥倫比亞大學原有聘他在秋季前往任教一學年的計畫。他決定刊布論文顯然出於兩重考慮：一是作為中國哲學史教材之用，一是在哥大面繳一百本印成的論文以完成博士學位的最後要求」（頁318）。

胡適 1922 年 1 月為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先秦名學史》（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寫的題記（“ A Note ”）說：「這部論古代中國邏輯方法發展的專著是我在 1915 年9 月到 1917 年 4 月旅居紐約市時期寫成的。它已被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接受，作為完成哲學博士學位的一部份要求。」著名哲學家羅素隔一年在雜誌《Nation》寫了篇書評，對胡適此書評價頗高。

不過，胡適改變計畫，辭謝哥大，論文未寄，因此 1922 年也就沒有拿到博士學位。事情要到 1926 年底再赴哥大講學之事底定，胡適在倫敦「發電給亞東，請他們寄《名學史》一百冊到杜威處」。 1927 年，胡適才拿到博士學位──從 1917 年回國後已整整十年，胡適才是真真正正的胡博士。當年哥倫比亞大學中日文系主任富路德（Luther Goodrich）教授說，胡適博士論文的事情，「別無他因，只是『論文緩繳』了」。

事情結束了嗎？不。儘管相關研究紛紛澄清，有關檔案也陸續公布，但仍有研究者持續在「不疑處有疑」，例如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同時也是 12 冊《胡適文集》主編的歐陽哲生。他說：「現在哥大保留的檔案證明，胡適博士學位註冊的時間是 1927 年 3 月 21 日。……但申請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是否要出版，且須交一百冊副本，這是否是哥大的一項成文定規，我以為仍是一件令人懷疑的事」。（頁62）

幸好胡適先生不選總統。

【引用資料】

余英時，2014，《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增訂版）》。台北：聯經。

歐陽哲生，2011，《探尋胡適的精神世界》。台北：秀威資訊。


註：原載於臉書，2019/7/19。

太多書，讀不完......

(我的圖書館之"TOO MUCH TO READ")

國際書展前，蔡英文總統發布逛書店的影片。原來，水準書店的老闆沒唬人。

是這樣的，一月底我去師大水準書店閒逛。結帳時，老闆向我推薦八旗文化的世界史系列，還說小英前幾天有來，買了七、八千元，其中好幾本是這套，「非常好看，好看得要命！」老闆說。

老闆見我無動於衷，還拿出總統簽名佐證。我瞄了一眼，的確是總統的字，日期隱約記得是一月廿七日。

很可惜，我讀書不愛站在風口，只為補自己的缺口。我買了兩本書，《社交天性》與《注意力商人》。

隔天，我把總統逛書店這件事告訴了朋友。朋友冷冷地說：「總統這麼閒哦」。

我畢竟是讀書人：「不會啦，總統日理萬機，只是讀書有了心得，福國利民，也是好事一樁啊」。

話一說完，回想起關鍵字「日理萬機」，我腦中浮現一個人──長期擔任摩根史丹利合夥人兼全球投資策略師、人稱避險基金教父的巴頓畢格斯（Barton Biggs, 1932-2012）。

畢格斯在台灣有三本著作：以文學之筆描摹華爾街的《華爾街刺蝟投資客》與《華爾街刺蝟投資客之投資啟示錄》，還有一本從股票市場的蛛絲馬跡研判二戰何時結束的歷史著作《財富、戰爭與智慧：二戰啟示錄》。

畢格斯每個禮拜都會對客戶寫「投資展望」（Investment Perspective）。1980年代，有兩次提到「投資與閱讀」。

1983年2月7日，畢格斯寫了〈紀律與閱讀〉（Discipline and Reading）。

文章第一句直接破題：每天跟如洪水般大量的閱讀材料搏鬥，是投資經理人必須面對的問題。但畢格斯說，「作為投資經理人，我們必須明白，我們並非靠收集資訊或知識為業，我們靠判斷為業。……判斷力，而非知識或者資訊，才是投資經理人最終、也是唯一的產品」。

四年後，畢格斯在1987年5月5日的「投資展望」又寫了類似的主題，題為〈太多東西讀不完〉（Too Much to Read）。

他認為，雖然該閱讀的資料太多，但九成是沒有價值的，因為大多是已知的事情，或者根本是不相干的東西。只是，如果沒有自己去讀，偏偏挖不到那百分之十可能有用的部分，無論多聰明厲害的助理都無法代為效勞。

問題是，要注意哪些訊息來磨利自己的洞見與判斷力？畢格斯提醒我們留意股票與市場中，那些「在邊際上發生變化的事情」（change at the margin）。

可是，畢格斯只講了答案，沒提供方法。

我想到另一個人，他或許有方法。他是知名的政治思想家以薩‧柏林（Isaiah Berlin）。

柏林在1996年寫了一篇刊登於《紐約書評》的文章，叫做〈論政治判斷〉（On Political Judgment）。他認為，俾斯麥、羅斯福總統、列寧等人都具備優秀的政治判斷力。

甚麼是政治判斷力呢？

那是一種「對甚麼行得通、甚麼行不通的意識。這首先是一種綜合能力，而非分析能力」（……a sense of what will “work,” and what will not. It is a capacity, in the first place, for synthesis rather than analysis……）。

柏林說，這些人能「充分瞭解一個特殊情境中的全然特性，特殊的人與事件以及各種危險，在特殊時間中的特殊地點內，那些起了作用的特殊的希望與恐懼」。

柏林認為，這種意識，這種捕捉特定時地、特殊希望與恐懼的能力，也是某些小說家的稟賦。柏林提到了兩位小說家：托爾斯泰與普魯斯特。

我猜想畢格斯會同意柏林的主張：讀經典小說可以培養（政治）判斷力。

畢格斯是耶魯大學英文系畢業的。

【參考資料】

Barton Biggs, 2014, 《Biggs on finance, economics, and the stock market : Barton's market chronicles from the Morgan Stanley years》。

Isaiah Berlin, 1996, 〈On Political Judgment〉，《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 43, pp.26-30。

咪蒙是怎麼死的？

孤陋寡聞，我是咪蒙的微信公眾號、微博等帳號遭禁，「不得轉世」之後，我才知道咪蒙。

咪蒙的文章閱讀量常常是百萬起跳，據說她寫一篇文，甚至可以要價五十到八十萬人民幣。咪蒙憑什麼？

為了吸睛，咪蒙是「標題黨」，跟時事話題熱點，常用對比、粗話、問句當標題。內容大宗是男女關係、性、金錢。文筆辛辣，觀點有如所謂「毒雞湯」。（見〈咪蒙文章數據分析〉）

這類文章的集結，前幾年曾以《我喜歡這個功利的世界》在台灣出書。書中最有名的文章，莫過於〈致賤人：我憑什麼要幫你？！〉與〈致low B：不是我太高調，而是你玻璃心〉。

不過，咪蒙曾經學術：山東大學文學碩士，論文寫《玄學本體論與阮籍詩歌》，因此她來寫歷史人物的故事好像也不是甚麼怪事。

《聖人請卸妝》是上週六補班晚餐後，走到敦南誠品買的。抽空讀了幾篇，好看，風格完全如咪蒙自陳，是「八十%的史料加上二十%的胡說八道」：金聖嘆可以寫微博、劉邦的太太呂后比韓劇「妻子的誘惑」還猛可謂正宮典範、讓梨的孔融讀來根本是一枚傲嬌又暴衝的憤青。

「卸妝」不只是「翻案」，還有「政治意涵」。

咪蒙的自序文章〈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已透露了端倪。這些惡搞古人的文章，咪蒙說：

「我想調戲的不是古人，而是呆子......讓古人們卸了妝，不再飾演懸在空中的文化符號或政治圖騰，而是回歸人性，展露出各種款式的人格分裂來。......乾巴巴的『愛國文人』四個字，才是存天理，滅人欲。既辟邪，又避孕」。(頁24-5)

序言的最後，居然引用了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咪蒙說：

「馬克斯‧韋伯把人類社會劃分成三個時代：傳統時代、英雄時代和法治時代，一個法治社會應該沒有英雄、沒有聖人、沒有完人。

聖人一死，世界終於正過來了。」(頁25)

世界還沒正過來，咪蒙的帳號就先死了。

引用資料：

咪蒙，2015，《聖人請卸妝：歷史課本不會教，關於聖賢名人們說不得的那些事兒》。台北：商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