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與權力》與歷史筆記

【Sidney Mintz（1922-2015），照片來自：the times】

做筆記，是苦功，也是苦工。但有技巧。Sidney Mintz（1922-2015）在 1985 年出版的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甜與權力》將出繁體中文譯本。這本書相當有名，網路上可以找到很多心得、摘要、批評，可是原文、簡體譯本，我通通沒讀過。我讀過的是兩位歷史學家   Richard Marius 與 Mel Page 利用 Mintz 這本名著的兩個段落，教導大家如何做筆記。

兩位歷史學家挑選的段落，翻譯原文如下：

當糖首次在西元一一○○年左右引進歐洲時，人們將它歸類為香料──如胡椒、肉豆蔻、肉豆蔻碎殼、薑、小荳蔻、芫荽、高良薑（薑的一種）、番紅花等等。這些香料絕大多數是珍稀而昂貴的熱帶（與充滿異國情調的）進口物品，由那些有能力購買的人珍惜地使用著。在現代世界，甜不是一種「香料口味」，而是對比於味道（「苦甜參半」的苦味，「糖醋」的酸味，「辣香腸」與「甜香腸」的辣味），所以今日很難將糖視為一種調味料或香料。然而早在大部分北歐人知道糖之前，它已在東地中海地區、埃及與北非被大量用做藥品與香料。糖的醫療效果已由當時的醫師（包括伊斯蘭化的猶太人、波斯人與景教徒，糖普遍運用於從印度到西班牙的伊斯蘭世界）確認，而且逐漸經由阿拉伯藥理學傳入歐洲醫療實務中。

糖做為一種香料，至少從十字軍東征之後，就受到西歐富有與權力階層的珍視。「香料」在這裡是指「芳香的植物製品」（引用韋氏字典的定義）、「在烹飪時用來給食物調味與增添醬汁、醃菜等等的風味」。我們已經習慣不把糖當香料，而是分成「糖『與』香料」。這種心靈習慣見證了糖在使用與意義上的重大變化，無論是糖與香料的關係，還是甜味從一一○○年以來在西方食物體系裡的地位。（頁118-9。《甜與權力》英文版頁79-80）

好了，這樣的兩段文字，如何做成筆記呢？以下是兩位歷史學家指出的錯誤示範：

──糖在西元一一○○年左右引進歐洲，被當成香料──珍稀而昂貴的熱帶進口物品，買得起的人珍惜地使用著。

──今日，甜不是一種「香料口味」，而是對比於其他味道──「苦甜參半」、「糖醋」或「辣香腸」與「甜香腸」；在歐洲人知道糖之前，它已在東地中海、埃及與北非被當成藥品與香料。

──醫師──從印度到西班牙的伊斯蘭世界裡的伊斯蘭化猶太人、波斯人與景教徒──把糖當成藥品，逐漸經由阿拉伯藥理學的傳布成為歐洲的醫療實務。

──糖做為一種香料，從十字軍東征以來就受到西歐富有與權力階層的珍視。

──韋氏字典：「香料」，「芳香植物製品，在烹飪時用來給食物調味與增添醬汁、醃菜等等的風味」。

──我們沒有把糖當成香料，而是分成「糖『與』香料」。

──顯示出糖在使用與意義上的重大變化，無論是糖和香料的關係，還是甜味從一一○○年以來在西方食物體系裡的地位。

（頁119-120）

為什麼是錯誤示範呢？因為作者認為這樣的筆記「價值有限」。理由是：（一）太長：占了原文的六成，而且多是照抄，「做筆記的人似乎沒有仔細思索自己閱讀的內容」。（二）沒有「引號」：因多是照抄，抄的文字並無加上「引號」，因此若是使用這些筆記，容易遭指控抄襲。（頁120）

怎麼辦？作者不囉嗦，示範比較好的筆記應該長怎樣：（頁121）

Mintz, Sweetness, pp.79-80

長久以來，糖被伊斯蘭世界的穆斯林、猶太人與景教醫師視為藥品；它在十字軍東征（一一○○年左右）後廣為歐洲所知，歐洲人視其為香料，而且同樣視其為貴重物品。對現代人而言，很難把糖當成香料或貴重物品：「我們已經習慣不把糖當成香料，而是分成糖『與』香料。」（頁八十）從甜味與其他味道的對比中，也可以看出人們對甜味的看法已有不同：「苦甜參半」與「糖醋」。

作者說，這樣的筆記「同時捕捉事件的歷史順序『與』原文的主要概念。」而且有列出資訊的來源及明確指出引文。「如果從一開始就以這種方式做筆記，將有利於你提早進行寫作」。（頁121）

當然，在字數上，原文494字、較差的筆記362字、較好的筆記171字。好的筆記應該是精準而精簡。

我自己的讀書筆記，除了會加上引號、頁碼之外，也常常落入作者的責備：沒有仔細思索讀了些甚麼。對我來說，精準地重述（paraphrase）、精簡地摘要（summarize），很難。當年寫論文作筆記，一篇兩萬多字的中文論文，我的筆記竟然有七千多字，離譜到在標註閱讀日期與完成日期之後，我還罵了自己。

可是，過了十多年了，我毫無長進。

【引用資料】

Richard Marius and Mel Page著、黃煜文翻譯，2010 [2010]，《如何寫歷史》（A Short Guide To Writing About History，原書第七版）。台北：五南。

《甜與權力》新書明年1月2日上市：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4232

批評始於對閱讀的真切熱情：悼 Harold Bloom (1930-2019)

知名批評家哈洛‧卜倫  Harold Bloom 今年10月謝世，老先生生於 1930 年，89 歲高壽。當天聞訊，儘管加班忙亂，夜歸仍舊翻箱倒櫃，從書櫃書堆挖出《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翻翻摺過角的頁面，讀讀劃過線的句子段落。

《西方正典》卜倫詳加評述 26 位西方正典其人其作。任何選秀都是一樣的，入選有入選的理由，落選有落選的不滿。落選者的親衛隊，卜倫直截了當送張「憎恨學派」的標籤；至於入選的 26 位正典大師，卜倫則解釋：

是甚麼將作者與其作品推上正典之階的？答案通常都會指向某種疏異性（strangeness），它是一種若非無法予以融合，便是深深將我們融入其中，使得它在我們眼中不再顯得奇異與疏隔的原創性。佩特（Walter Pater, 1839-94）給浪漫主義的定義是：為美感添加疏異性；我認為他點出的是所有正典之作的特性。（p.4-5）

疏異性這個概念過於深奧，我不懂，只能在各個大師大作裏頭暗自體會。我老了，如今能感動我的論斷，大多是一些政治不正確的囈語：

在我看來，閱讀如果是為了某種意識形態，那根本不算是閱讀。領受了美學的力量，我們便能學習怎麼和自己說話、怎麼承受自己。莎士比亞或賽萬提斯、荷馬或但丁、喬賽或哈伯來真正的功用是促進一個人內在自我的成長。廁身正典深入閱讀不會讓一個人更好或更壞，也不會讓一個公民更有用或更有害。心靈與自己的對話本不是一樁社會現實。西方正典唯一的貢獻是它適切地運用了個人自我的孤獨，這份孤獨終歸是一個人與自身有限宿命的相遇。（p.41）

其他不說了，肚子沒料，終歸一句，有空就讀，讀書便佳。倒是衛報訃聞寫得好，第一句摘引卜倫的話等於總結了卜倫的一生行述：

「批評，始於對閱讀的真切熱情」（“Criticism starts (it has to start) with a real passion for reading.）。

卜倫就是這樣熱情的學者。

【26位正典作家】

莎士比亞、但丁、喬賽［喬叟］、賽萬提斯、蒙田、莫里哀、米爾頓、約翰生博士、歌德、渥茲華斯［華茲華斯］、珍奧斯汀、惠特曼、狄津生、狄更斯、喬治艾略特、托爾斯泰、易卜生、佛洛伊德、普魯斯特、喬伊斯、吳爾芙、卡夫卡、波赫士、聶魯達、裴索［佩索亞］、貝克特。

【哈洛卜倫在台灣的翻譯本依照時間由新到舊】

《史詩與英雄》、《如何讀西方正典》、《千禧之兆：靈知‧天使‧夢境》、《西方正典（上、下）》 

【引用書目】

Harold Bloom著、高志仁譯，1998，《西方正典（上）》。台北：立緒。

The Guardian, “ HaroldBloom obituary” (Oct 15, 2019)

不能跑到天涯海角的時候？！

【拼貼 2001年《聯合文學》與 2019年《印刻文學生活誌》，柯裕棻總也不老，1968年生】

2005年我在嘉義中庄陸軍第兩百旅服兵役。放假搭火車返家前，總愛逛逛火車站附近的光南與墊腳石，偶爾還會到巷弄內的「達摩二手書店」尋寶。有一次我買了 2001 年 4 月號的《聯合文學》雜誌。封面人物是李安，但我從不喜歡李安──我是因為柯裕棻。

大學時，我是「柯粉」：2003 年首本散文集《青春無法歸類》、隔年再出散文《恍惚的慢板》，我都買，都讀，都喜歡。而後 2005 年的小說集《冰箱》、2007 年散文《甜美的剎那》，則是軍旅與退伍後的逃逸。

2001 年的《聯合文學》，柯裕棻與主編許悔之的筆談，題為「不能跑到天涯海角的時候」。文內，柯裕棻提到喜歡的作家有兩種極端的類型：

一種是縱火者，文字很炙熱，讀的人幾乎要被那紙張燙傷，在書店裡翻閱的時候不能控制就掉進書裡了，像朱天心、柳美里、Jeanette Winterson（英國同志作家）。另一種是冰山似的，文字很沈很冷很省，可是你知道那底下有不可知的東西，像舒國治、海明威、布希亞。（頁31）

以上名單，我讀過的，除了海明威，其餘一概不喜歡。但是，我喜歡柯裕棻的文字。為什麼喜歡？喜歡什麼？那麼多年來，我也只能含糊地認為：柯裕棻「中文很好」──她一定讀了不少古文吧？

這種含糊的感覺，直到今年十月號的《印刻文學生活誌》，才有了比較明確的字眼形容。在賴香吟跟柯裕棻的對談中，賴香吟點出了柯裕棻的文字具有「古典性」：

能把古典、舊東西，放在現在重寫，當然是新穎，但是我們很多新穎是沒有底的啊，他[指金宇澄的《繁花》]那個是有底。[……] 比如說把《紅樓夢》讀上三百遍的話，你可能對它每一個形容詞都可以變化著來用。我前面講的古典性是這個意思。我們講文字的色跟香，這類表現在你的文字裡很多。我為什麼要談這個東西，因為在我們同代這類東西已經不多了，接下來又是更少了[……]。（頁42）

《印刻文學生活誌》收錄了柯裕棻的兩篇小說〈田園詩〉及〈遠雷〉。若以〈田園詩〉的開筆為例，或許可以勉強展示賴香吟所謂的「古典性」：

小城臨海有港。港後有窄軌鐵路。鐵路後是紅鐵皮的魚罐工廠。工廠後是藍鐵皮的小社區。社區內有歪斜小店和各式攤販，專做漁工生意。這港本來漁獲豐旺，後來廢港，諸事敗壞。漁筏、舢舨、大小船舶都撤離，山川破落還給潮水。（頁45）

此處的重點不是修辭技巧的「頂針」，而是行文亦文亦白，行雲流水。我喜歡這樣的中文書寫。我也同意賴香吟說的，這類東西已經不多，很多新穎的作品是沒有底的。

近年來我欣賞的「有底的」作家吳明益，也寫了一篇短文談談讀柯裕棻。吳明益認為2007 年出版的《甜美的剎那》，「標示了柯裕棻的『散文性格』[……]從《甜美的剎那》到《浮生草》，柯裕棻的散文『文藝性』逐漸消失。[……]而看起來少作裡較常提起『自己』的散文特質，也隨著時間變化了，加入虛構與故事性（這在《洪荒三疊》裡最明顯）。」（頁73）

藉由吳明益的描述，看來我錯過了柯裕棻散文的轉型，2012 年的《浮生草》與2013 年的《洪荒三疊》，我沒再追讀。或許江湖鬼混日久，心隨境轉，柯裕棻早年散文的都會風格，儘管甜膩中略帶清冷，卻已不合胃口。

說到「底」，吳明益的「底」不是賴香吟指稱柯裕棻的「古典性」，而是書桌書房之外，各種因體驗而厚實的底蘊：野地、蝴蝶、溯溪、爬山、攝影、腳踏車、環境運動。這樣的吳明益，不免更為關注〈遠雷〉這篇新收的柯裕棻小說：

因為她寫的是經驗之外的事──英商約翰‧陶德（John Dodd）、茶葉歷史、滬尾、李春生──[……]當視野轉變到自己經驗之外時，柯裕棻不得不把她學者那部分的性格顯露出來。這不再只是「詩與直覺」了，還有可以看出作者耐煩校訂的許多細節，這是過去柯裕棻作品裡少有的。（頁73-4）

是的，〈遠雷〉的「底氣」正是學術論文與學術註腳。柯裕棻寫作風格的轉變，讓吳明益引用起蘇珊‧桑塔格呼應：

如果我曾受文學感召而投身其中（先是讀者，繼而是作家），那是因為它擴大我的同情：對別的自我、別的範疇、別的夢想、別的文字、別的關注領域的同情。（《蘇珊‧桑塔格文選‧文字的良心》）（頁74）

「不能跑到天涯海角的時候」，近二十年筆談的標題，無論問號，無論驚嘆，幸好，我們還有文學。

【引用資料】

柯裕棻、許悔之，2001，〈不能跑到天涯海角的時候〉，《聯合文學》198期，頁29-31。

賴香吟、柯裕棻，2019，〈地理風土，待開發的寫作秘境〉，《INK印刻文學生活誌》10月號，頁26-43。

  

吳明益，2019，〈耐煩〉，《INK印刻文學生活誌》10月號，頁72-74。

終結傲慢：美國重回現實主義？

日前整理辦公室書報夾，原要回收八月號《國防譯粹》，一翻內文，竟有國際關係大師、哈佛大學的 Stephen Walt 的文章〈美國的大戰略：回歸現實主義〉，只好先讀再說（丟）。

很巧，隔幾天在書店看到 Walt 的近作《以善意鋪成的地獄》，買了。書剛買，又厚，還沒讀。但略翻閱前言、導論，主要論點似乎與〈美國的大戰略：回歸現實主義〉雷同。我就偷懶，摘要文章，幫推。

摘要之前需先說明：Walt 的文章，刊登於今年五、六月號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原文標題是：＂The End of Hubris: And the New Age of American Restraint＂。如果直接翻譯，應該是：「傲慢的終結：美國克制的新時代」。國防部《國防譯粹》取的標題雖不符原文，但算是總結文章要旨。下文的摘要，應該可以看出原標題所稱之「傲慢」，也可以理解為什麼翻譯的標題要稱作「回歸現實主義」。

***

Walt 這篇文章，簡單說，主張美國的大戰略應回歸現實主義。

這意味著此前的大戰略，不是現實主義。冷戰結束之後，從柯林頓、小布希、到歐巴馬，美國外交菁英圈的主流原則是「自由霸權論」 （liberal hegemony）。這是指「試圖以美國價值為標準來改造全球的政治生態。[…]目標是將民主體制與開放市場推銷給全世界。」可是「成果卻令人十分失望：戰爭失利、金融危機、驚人的社會不平等、破裂的聯盟，以及膽大妄為的敵人」。

（附帶一提，這個論點並不特別，另一位國關大師、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   SAIS 的   Michael Mandelbaum 在2016年出版的《美國如何丟掉世界？：後冷戰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致命錯誤》就提過了。他認為美國之所「任務失敗」（Mission Failure，這是英文書名），主因是為了在其他國家建立「美國價值」，就插手替這些國家「nation-building」，而搞得灰頭土臉。從這個論點來看，Walt 的新書取為「以善意鋪成的地獄」也就不難理解。）

美國以「自由霸權論」為主流的外交政策，川普在選舉的時候，形容是「一場完全、澈底的災難」，但 Walt 認為，「雖然川普在推特與公開發言中時常質疑美國過去的政策，但如今美國依然在保護富有的北約盟友、依然在阿富汗作戰、依然在非洲追捕恐怖分子、依然為充滿問題的中東各附庸國提供無條件的支持，以及依然想要推翻數個外國政權。川普的風格雖然跟歷屆總統們大不相同，但在政策的本質上卻意外一致。這種狀況只會造成兩面皆輸的最差結果：華府依然在追求錯誤的大戰略，現在又再加上一個無能的粗人坐鎮白宮」。（底線為我所加）

那該怎麼辦？   Walt 認為，大戰略上回歸美國孰悉的現實主義，而在策略上，則應採取「離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這是 Walt 與寫《大國政治的悲劇》的「攻勢現實主義」大師John Mearsheimer合作提出的概念）。

如此一來美國就「不會為了要形塑自己所認知的世界而四處征戰，反而會在幾個關鍵區域維持「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只要狀況允許，華府會鼓勵外國政權扛起自身的國防責任，並承諾只防衛對美國具重要利益的地區，或是美國權力仍然有影響力的地區。」

具體一點（但仍粗略地）來說：第一、北約已經過時，歐洲要自立自強；第二、中東的重要性是原油，「主要目標，仍是防止任何中東國家阻礙原油進入全球市場[…] 美國作為離岸制衡者，應該與中東地區所有國家建立正常化關係，而不是一面與某些國家維持「特殊關係」，一面又對其他國家懷有深層的敵意。」第三、搞定歐洲與中東，才會有精力與資源放在真正的重點：中國。

如何反制中國？「美國應要維持並深化目前跟澳大利亞、日本、菲律賓及南韓的安全關係，同時持續跟印度、新加坡及越南培養戰略夥伴關係。[…] 然而，要維持一個有效的亞洲聯盟並不簡單。華府在亞洲的盟友們各自被海域隔離，也不願意因為親美而危害到自己跟中共的商業關係。」所以，Walt 就批評川普放棄 TPP了。

最後，要在現實主義的大戰略下，採取離岸制衡，需要整個外交菁英圈的協助：「離岸制衡需要深度瞭解區域政治生態， 這是只有資深外交官與該區域專家才能提供的知識。要在亞洲創造一個有效的聯盟來檢驗中共的野心，不僅是軍事任務，也同樣是外交任務。」Walt 認為儘管自由霸權論勢力依舊，但無論在國際現勢的轉變，或者是川普的風格，都讓現實主義更容易成為選項。

【新書連結】

Stephen Walt 著、林詠心譯，2019，《以善意鋪成的地獄：菁英的僵化和霸權的衰落，重啟大棋局也注定失敗的美國外交政策》。台北：麥田

【參考資料】

Stephen Walt，2019，〈美國的大戰略：回歸現實主義〉。《外交事務雜誌》。

中文翻譯請見：https://www.mnd.gov.tw/NewUpload/201908/4608-5_263566.pdf

（我的摘要徵引於此）

原文出自：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9-04-16/end-hubris

Michael Mandelbaum，2017[2016]，林添貴翻譯，《美國如何丟掉世界？：後冷戰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致命錯誤》。台北：八旗。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53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