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作為一種勞動

幾年前還在教育文化委員會時，得知教育部在推教授多元升等方案。所謂多元升等，主要分為研究、產學合作、教學這三種升等途徑，希望藉由政策引導，改善扭曲的大學教授升等態樣。落實到大專校院，雖然手頭無統計資料，但問過幾位在大學任教的師長，實際狀況可能還是九點多比接近一比零點零零零幾，而且各校的衡量標準也都不盡相同。

如今我已記不清楚政策方案的細節，也不瞭解各校又如何擬定對策了。不過私心以為，教學升等的績效衡量，不能僅僅是甚麼教學評鑑；其實，教學也能也該有成果產出，例如課程講義。

對於我這個畢業很久、但還算持續自學的人來說，我一直希望大學教師能夠將授課講義放上網路，甚至整理成書出售也可以，好讓知識得以傳播。

去年，我在網路上找到高中同窗讀紐約大學 NYU 經濟學博士時的助教課講義，英文寫的，記載了賽局理論觀點的產業組織研究的基本輪廓。雖然看都看不懂，第二頁就是方程式，但還是下載存查。同窗現在在南加大（USC）經濟系教書，是好榜樣。

再之前，因為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常在課堂懷想當年在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讀博士的時候，聽了好多次 Erik Olin Wright 的 "621"，也就是「階級、國家與意識形態」（CLASS, STATE AND IDEOLOGY）這堂課，因此我循線找到這堂課的課程大綱以及每週講義，印象中合併後的檔案份量上百頁。

再更之前，因為查詢 2010 年比諾貝爾經濟學獎更難得到的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得主Esther Duflo，便到麻省理工學院 MIT 經濟系網站逛一逛，除了看Duflo之外，也看了早前的克拉克獎得主、日後寫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Daron Acemoglu的官網，然後就下載了他的「政治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經濟成長」的課程講義。我知道我看不懂，難的不是英文，而是方程式與數學，但還是要下載，因為每門課的講義，幾乎都是四、五百頁的英文，直逼教科書的規模，為行內行外的人，提供了一幅全面且可靠的知識地圖。

是的，知識地圖。當年修王甫昌老師的「族群關係」、旁聽「社會運動」，王老師的課程大綱，基本上就是一份完整的博士資格考書目，加上每週提供三頁以上的講義，一學期之後，我們大概就知道這個領域有哪些理論、哪些議題、哪些是繞都繞不過去一定要讀的文獻，然後有了這張知識地圖，我們也才能將自己關心的題目，安置在該安置的地方，而不是一出手就讓行家竊笑──這傢伙來亂的。

因為這些親身體驗或網路遊歷，因而我很盼望，能有更多的老師也能如此嘉惠如我這般的陌生人。但是就我所知，在台灣這樣做的人極少極少。我不知道為什麼。硬要找原因，可能是擔心自己的知識勞動成果被偷吧？這個擔心無可厚非，情有可原。然而，換個角度想，米國大咖教授、小咖博士生如我同學都不怕了，甚至有些人還將工作論文（working paper）、自己建置的資料庫都勇敢上網公開，那有甚麼好擔心的呢？遑論許多老師（曾）主張知識是公共財。

至於我，我不喜歡教課，鐵齒相信學習是自己該想辦法的事情。但為了糊口，少數當助教的經驗，我每堂課幾乎都寫講義，小班小組的會自費影印發給同學，大班則黑板板書，多是翻譯或整理讀本內容，無甚可觀。製作講義的主因不是為了學生，而是為了自己。我常常會歪樓，東拉西扯，只好寫好「劇本」，照走一遍。一定要規訓自己，否則會受到懲罰，從外太空講到內子宮，我不知所云，學生不知所蹤。

現在我就只是一位普通讀者。讀者也該有讀者的勞動，例如做筆記。我以前很懶惰，基本上不寫筆記，寫論文的時候痛苦萬分，雖然大多數基本文獻讀過多次，也能「口述」大致內容，但一打字，卻言之而不成理。死線將至，詢問寫過碩博士論文與期刊論文的前輩，他給我一個建議：作筆記。因此，只好學乖，乖乖「做工」。

十幾年前，當時還在中研院社會所的鄭陸霖老師寫過一篇部落格文章，題目叫「打字是基本功」。鄭老師說，閱讀與思考，得將自己當成「勞動者」，而不是「心靈的貴族」：

思想與閱讀，必須要用打字，用很勤奮地把所有漂浮不定的念頭一個個、不取巧地「釘在地面」的苦功夫才能變成「你的」東西，才能慢慢培養出一種更完整的「自覺」，才能夠避免在閱讀與思想中「迷失了自己」。

我現在讀得很少很慢，但拜託自己，儘量打字作筆記，累積材料，以求有朝一日，也能繪製出屬於自己的知識地圖。

筆記作為一種勞動，而我也是做功德人。

絕望是因為愛

I.

整理舊照片，發現這張尋常的但又沒有印象的照片。什麼時候拍的呢？點右鍵，詳細資料顯示：2010年8月晚上8點許。我知道，那是在政大側門的麥當勞拍的。那年夏天，我到政大的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地下室蒐集論文資料。在提交的論文計畫書上，我以「受縛的國家」為題，探討民進黨執政時期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夏日北上，目標是略讀完2000年3月到2008年5月的三大報第一落（蘋果日報來台後就是四大報）。白天泡在地下室讀報，晚上就隨意吃以前讀政大時會吃的飯，逛逛書城。我沒有筆電，一天工作的收尾，是到麥當勞讀書或回憶白天所讀到的新聞，在筆記本寫筆記。

單純的日子，但心裡是慌張的：那些新聞不過是幾年前發生的事，但一天一天翻閱，為什麼越看卻越像外國史？完全不知道可以構作什麼論點，甚至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而在畢業的終點之前，一天過去就等於少一天可以寫作。

定靜安慮得，要先定，後能得。幸好一聞到社資中心的味道，地下室舊報紙的味道，濃得化不去的潮濕霉味，心底反而漸漸安定下來，因為我這樣騙騙自己：就是要這種味道才有不為人知的寶藏。

II.

最近深夜讀書讀到一個段落，我彷彿又聞到那個夏天政大社資中心地下室的潮濕霉味。

我讀的是社會科學宗師之一的托克維爾的書信集。

托克維爾是法國貴族，卻生於大革命後的 1805年。26歲時，去美國遊歷了九個月，回國寫作，跟旅伴出版了美國監獄制度的考察，也包括一本《美國遊記》，不過更重要的是，不到30歲的托克維爾，出版了日後社會科學的經典著作《民主在美國》。35歲到45歲從政，從議員當到外交部長，等到1851年路易‧拿破崙政變，托克維爾才離開政壇。幸虧他離開，我們才能讀到他浸在檔案堆的研究成果《舊制度與大革命》（1856年出版）。直到1859年過世之前，托克維爾還在讀、在想、在寫《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續篇；為了寫這本續篇，托克維爾讀了大量的文獻，也做了大量的筆記，這些筆記也以《論革命》為題出版。

續篇之難，托克維爾在1858年，過世的前一年，寫信給堂哥兼摯友Louis de Kergorlay說：

「可以肯定，我不想寫一本很長的書；但照我研究事實和最終定稿的工作方式，我恐怕永遠不能完成這一工作。不幸的是，我不知道該採取何種原則來限定我的研究範圍。在什麼都看和什麼都不看之間，我看不到任何折衷點。但大革命的文獻，正如德國人所說的，它無窮無盡……隨革命的發展而在社會狀況、制度、思想以及法國人的風俗中漸次產生的變遷，這就是我的主題。為了看清這些，到現在為止我只找到了一種辦法，那就是通過閱讀在某種意義上與當時的人一起來體驗大革命的每個時刻，而不是閱讀那些談論他們或他們此後談論自己的東西，而是他們當時的言論，並盡量發掘當時他們真實的想法。為達到這一目的，當時不起眼的文字、私人通信可能比議會辯論更有效。我期待通過這種方式達到所設定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將我置身於當時的環境中。但這種方法太慢了，我經常感到絕望。還有別的方法嗎？」（頁288-289）

III.

儘管最後我的論文略作調整，民進黨八年執政只是其中一章，這些報紙資料最後也只用來建立2004年選後爭議以及2006年反貪腐運動的事件序列。不過回想起那個夏天在潮濕霉味的政大社資中心地下室，托克維爾是對的，瀰漫著絕望：絕望於閱讀與寫作進度的落後，絕望於見證一個本土政黨從黎明到正午再到黑夜的過程。

絕望，是因為曾經有愛。

（引用書目：托克維爾著、崇明編校，2010，《政治與友誼：托克維爾書信集》。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董橋夫人

這些年讀了許多董橋先生的文章：《辯證法的黃昏》、《這一代的事》、《跟中國的夢賽跑》、六卷《英華沉浮錄》、《倫敦的夏天等你來》、《回家的感覺真好》、《沒有童謠的年代》、《保住那一髮青山》、《從前》、《故事》、《青玉案》、《記得》、《記憶的腳註》、《小風景》，到近年的《字裏相逢》與《讀書便佳》，都讀過。不算齊全，但應該不算少。提筆抄寫了好幾篇文章，鍛句鍊字。當年寫完碩士論文，我在〈謝辭〉感謝了董橋先生：

我的中文很爛，更不會寫論文……自救的過程，謝謝董橋的散文補充文字維他命；確實，「鍛句鍊字是禮貌」，希望我的文字不致於無禮。

看董橋先生寫時人時事寫文玩古物，所念之人與所憶之事，家人似乎比例不大。父親一手何紹基，不時提及；寫過幾篇女兒，像是〈給女兒的信〉、〈父親加女兒等於回憶〉；沒印象寫過母親；就連太太，也少寫。少寫，甚至不寫，會不會出於禮貌與倫理呢？董橋從印尼到台灣到香港到英倫再回香港，半個地球半生遊歷，董太太在董先生的生活董先生的文字佔據什麼位置？我自問。

幾年前在簡陋的市立圖書館巡邏書櫃，瞥見《英倫憶往》，取下來看，作者是董橋的太太，而這是當時的我，第一次讀到董橋寫太太。

 根據《英倫憶往》的作者介紹：

康藍本名梁康藍，廣東人，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七○年代旅英期間曾為香港報刊撰稿，在香港《快報》及《明報晚報》闢專欄寫英倫小品。八○年代回港後出任銀行公共事務經理，近年從事服裝設計及製衣業，業餘為報刊撰文。

當年我沒細讀《英倫憶往》，粗粗翻閱後的印象：康藍的文章中也沒有董橋。這本《英倫憶往》還是有董橋，董橋為太太的書，寫了開篇文章：〈《憶往》的憶往〉。

        我將之敲出。

《憶往》的憶往

董橋

一

《小卒日記》（The Diary of A Nobody）裡的那位「小卒」說，他和他親愛的妻子凱莉剛搬進賀勒維那幢新居去住。新居其實是古屋；想來跟霍桑雜憶中的那幢古屋一樣老。樓上六間房間，樓下又是一番景象：早飯餐廳對著屋前花園；正門在十級石梯的盡頭，平日鎖著不用，熟朋友來訪都從園中的一扇小邊門出入。古屋的後花園也相當寬暢，種菜種花還種了果樹，斜坡一路蜿蜒通到一條長長的火車路軌。他們起初擔心火車聲音太吵，可是房東說，住慣了就不覺得吵了。他於是減了兩英鎊租金。「小卒」一家人住進去果然也不覺得火車擾人清夢。

二

一九七三年初秋，我一個人先到倫敦報到。金銓兄因公赴歐，辦完公事特別留在倫敦等我。我起初住在一幢小旅館裡，每天下了班跟金銓碰頭，逛書店，看電影，吃猶太館子，看朋友。後來金銓走了，我也找到倫敦南郊菩提園那個公寓房子搬進去。那也是一幢古屋舊樓；屋前一片嫩綠的青草地，園門兩邊那幾株古樹越發見得蒼老。後窗望出去是雜樹雜草叢生的斜坡，荒涼極了；坡底竟是火車路軌，清晨五、六點鐘到子夜時分，隆隆火車聲說來就來，說去就去。房子租金已經夠便宜了，房東不肯減租；我們住慣了真的不覺得吵了。

舊樓初夜，風雨連綿。我一個人打掃整個房子，累得要命，蒙頭就睡。不料半夜夢見先父坐在空空蕩蕩的客廳裡，臉露慍色，說是後面臥室連床單都沒鋪好，叫人怎麼睡，我驀然驚醒，只聽得窗外的風聲雨聲，隱約還聽到客廳裡有窸窸窣窣的人聲。我心中確實有點害怕；後來想到父親過世後幾次給親友托夢都說要跟著我出外，我心中一陣悲涼，趕緊披衣，冒著滿屋子的寒氣，走到後面臥室裡給他鋪床。雨越下越大，雨點打在玻璃窗上，像夜歸人敲門的聲音。

三

我這樣獨居了一個月，她才帶著兩個孩子回到倫敦那個陌生的家。飛機原是清晨七、八點鐘飛到，我天亮前就搭上第一班進城的火車，轉車直達機場。機場告示板上說：他們那班飛機遲到。先是說延到中午降陸，後來又說下午四點鐘才到。我在機場苦等了一整天，把他們接回菩提園的時候，已是暮色蒼茫，園中草木都辨認不清了。山坡下的火車聲是他們的催眠曲。

那天晚上，我靜靜在客廳裡翻讀案頭一小堆新近買到的書。有一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女小說家布雷頓（Mary Elizabeth Braddon）談婚姻的話最是難忘：女主角結婚了，一般熟悉小說結構生理發展的讀者都會覺得故事從此結束，正是幕落時刻。但是，真實人生的風雲難道都在婚禮神壇之前煙消雲散了嗎？男女主角在婚姻註冊簿上簽了字之後，故事就會從此結束嗎？男人結了婚之後是不是真的可以一了百了，無災無難？小說家用了三卷書的篇幅描寫六個星期的戀愛故事之後，真可以用半頁篇幅敘述那一對男女下半輩子的遭遇嗎？奧羅拉結了婚，安頓下來了，快樂了；人人都以為她從此遠離一切苦厄，安然無恙；沒有故事可寫了。其實她只是暫時逃過風浪中的船難，上到一處安靜的海灘；遠方依然烏雲密佈，有雷有風有雨有莫測的故事。壁爐沒有爐火。昏黃的燈下有深秋的寒意。

四

客廳漸漸暖起來了。她在孩子的哭聲和笑聲之中給菩提園這幢舊樓帶來現實的夢幻：五鎊錢的舊鋼琴；冷攤上的老唱機；木雕的陳年書架；星期六的晚宴；星期天的野餐。一盆盆小盆栽的綠意綠了成大女生宿舍裡的舊夢，人人都在編織自己的故事。美滿的婚姻是把兩個不同情節的故事編進一部小說裡溶化成一個結局。於是她開始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圖書館裡看書、譯書；也開始給香港的報刊寫通訊、寫小品、寫小說評論。一直到六七年後又是一個深秋的晚上，孩子們都睡了，客廳裡壁爐的爐火熄了，山坡下最後一班進城的火車開走了；她說：「我們該回去了！」

五

從此，倫敦的一切，都成了記憶中的往事了。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延伸閱讀：關於〈梁康藍〉

跟名人過一年

中共十九大選出了新一批政治局常委，按順序是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政治是「人」的問題，因此誰「入常」誰「失常」，媒體輿論自然熱議。但政治也是思想與理論的問題，特別在此次「習思想」入黨章，因此誰是「思想導師」倒成為另一個焦點。

此人就是所謂「三朝帝師」的王滬寧。讀到端傳媒一篇名為〈從明星學者到三朝帝師，晉級中共權力巔峰的王滬寧是誰？〉讀著讀著，讓我感興趣的已經不是王滬寧的思想及養成；我最感興趣的是王滬寧在「進京」之前，1995年1月出版的日記書《政治的人生》。

那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的「名人日記」系列中的一冊。照端傳媒的報導內文，除了王滬寧，我還查了一下其他「名人」，孤陋寡聞，皆是初聞其名：劇作家沙葉新、小說家兼「紅學」家劉心武、演員潘虹、作家趙麗宏、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劉吉。

稍微瀏覽過《政治的人生》，幾乎是讀書電影教學研究的筆記。平平淡淡。若回到1995年，讀到這本書，能夠探知王滬寧未來的仕途嗎？還是會認為，這不過就是一位教授的一年日記？

然而坦白說，《政治的人生》我最感興趣的，反而是書的形式，以及出版的企劃構想。

台灣有沒有出版過「名人日記系列」呢？就我所知，有的。爾雅出版社從2002年開始到2010年，總共出版了九本日記書。

2002年爾雅的創辦人兼發行人隱地以身作則，2003年郭強生（作家、學者）、2004年亮軒（散文家）、2005年劉森堯（文學批評學者）、2006年席慕蓉（詩人）、2007年陳芳明（台灣文學研究者兼散文家）、2008年凌性傑（高中國文教師）、2009年柯慶明（台大中文系教授）、2010年陳育虹（詩人）。若再加上早年的王鼎鈞，則成了「日記十家」。

這一系列我讀過郭強生、劉森堯、陳芳明。那幾年台灣政治社會瀰漫不安、動盪，因而閱讀一個讀書人怎麼過那一年，怎麼記錄那一年，不只是另類的社會觀察，更是透過作者之眼之心之筆，回想自己的那一年那一天，別有一番趣味。

不過，相較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名人系列，有作家、演員、政治學者等，爾雅的日記書系列，人選的職業則較為單一──皆為「文人」。無批評之意。事實上，隱地的構思與實踐，我至今仍是欽佩。

透過跟上海人民出版社名家系列對照，衷心希望台灣還有出版社願意「犯傻」，找三、五位不同領域的「咖」，各自寫一年的日記，讓讀者可以從三、五雙眼睛與三、五顆心靈，藉由文字甚至照片，去感受、回想曾經經過的那一年。

人在時間之流的痕跡，稱為歷史；一個人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一篇，是為日記。日記當然可以如帳本，有公有私；讀者如我，在意的倒也不是作者的私，也不是作者素顏的，或者妝點過的日常生活。讀者也永遠無法得知作者的意圖，遑論其人生的前程。

窺探永遠徒勞。

詩人是詩人，學者是學者

遙想指南山麓當年，大一歷史老師是歷史學者也是散文家。老師總是低著頭讀著寫好的講稿。老師的教授內容，當年我總難以融入；但老師的學術論著、文學作品，那一年倒是讀得差不多。難以融入，但總有些「題外話」銘記在心：一者是老師訓勉我們，每天至少讀書四小時；二來是老師藉由著名史學家陳寅恪的案例，叮囑我們──讀書必先識字。

約莫也是那時候，我開始讀楊牧的詩與文。在楊牧的《柏克萊精神》，也有一篇關於「識字」的故事。那是楊牧懷想受教於知名「白俄」漢學家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1903-1972）的點點滴滴。

楊牧從愛荷華到柏克萊，是因為陳世驤。因為陳世驤，楊牧認識了卜弼德，「聽說卜弼德先生除了俄文，中文，英文之外，又精通許多別的文字，包括希臘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日文，甚至還懂梵文漢各式各樣的阿爾泰文字，所以他在西方漢學界是令人著迷的怪傑」，楊牧說。

因為陳世驤的提醒與楊聯陞的文章推崇，楊牧修了卜弼德的訓詁課。楊牧挑選了《尚書》中「武成」真偽當題目，「卜弼德先生要求學生每個字都要分析詳盡，一絲不苟，尤其不可忽略歷代各種字書對一字一辭的說法，要能引用，要能判斷是非。」期末報告初稿楊牧寫了四十多頁，卜弼德見狀，笑說「夠了！」楊牧才停筆。楊牧自陳「自讀中國書以來從未如此苦過」。

報告遭到卜弼德「批得體無完膚」。卜弼德的批評，楊牧「有很多地方不同意，可是辯不過他，因為他引證豐富，歷歷在目，我也無可如何」。怎麼辦？楊牧決定博士論文資格考，要請卜弼德主考一門。陳世驤聽到楊牧的決定，「沉吟良久，最後說：『好吧，年輕人總得闖一闖』」。口試時，卜弼德問：「劉勰說屈原賦『金相玉式』，甚麼意思？」楊牧答著答著，空氣就火爆了、氣氛就尷尬了。

口試僥倖過關。最後的論文答辯，楊牧又挑戰卜弼德。不信比較文學是一門學問的卜弼德在讀完楊牧的論文之後，給了他一封綠色墨水的長信，信上說：「讀完你的論文，我總算相信中西比較文學是一門可以研究的學問」。

卜弼德幾乎憑一己之力，開創了美國漢學界中所謂的「卜派」。「卜派學者要求西方漢學家自己把中國古典看懂」，具體而言，「講究對於中國古典（尤其是唐朝以前的文史哲典籍）的絕對把握，於字彙和辭句的質理做徹底的了解，不苟且，不放鬆，追索文字的源頭，分析文字的發展，凡事以歷代字書的證據為依歸，輔之以西方文字訓詁學的知識，不惜與現實中國社會的傳承相違背」。當然，世上沒有無法駁倒的思想方法，任何派別自然優缺皆俱了。楊牧說，「他最大的成就乃是一種學風的建立，而對於一個讀書人而言，再也沒有任何事比建立純正的學風更值得驕傲的了」。

後來，陳世驤過世的追思會，楊牧再見卜弼德，「他非常傷心，身體也顯得很虛弱」；隔年卜弼德也謝世了。卜弼德在追思會上對楊牧說：「你在柏克萊的時候，我對你很嚴厲，因為我要你知道，詩人是詩人，學者是學者，需要經過嚴格的訓練」。

近來文白比例之爭，我不瞭解也不想瞭解；卻想起上面這些故事。或文或白，幾分文幾分白，我真的沒有意見。畢竟以卜弼德的標準而言，我有自知之明──不知挺文挺白的有識之士是否也有──我不識字。

註：本文關於卜弼德的描述及引文，皆出自於楊牧的〈卜弼德先生〉，收錄於楊牧，1978，《柏克萊精神》，頁89-101。台北：洪範書店出版。

聽講記：習近平政經策略下的兩岸前景

冷和：前十九大、蔡英文總統上台一年來的兩岸關係狀態

對台灣而言，最重要的「國際」關係，莫過於兩岸關係。兩岸關係在蔡英文總統去年上台之後，一年多來，用陸委會的報告內容來說：

中國大陸對臺政策一貫，將持續在國際及對臺採取限制性作為。後續中國大陸仍將堅持自去年 520 以來的對臺作為與立場，在國際間加大宣示其「一中原則」，加強管控臺海議題，避免成為「十九大」前干擾變數。（2017年4月7日陸委會赴立法院報告「川習會後兩岸關係之發展與因應對策」）

而上段內容，也一字不差出現在陸委會5月1日赴立法院報告「建構臺美關係全新架構之目標、策略及期程」之中。簡言之，一年多來，兩岸關係處在「冷和」的狀態。

就陸委會的觀察，台海議題是十九大的變數。未來兩岸關係的走向，一個關鍵點就在十九大。再過一個多月，中共即將召開十九大。未來兩岸關係如何演變？

後十九大：兩岸關係的走向──中國促統壓力遽增？

今天到場聆聽由長風基金會主辦的講座，邀請了兩位中國研究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與中研院院士吳玉山，並由前行政院長江宜樺主持，對談「習近平政經策略下的兩岸前景」，或許可以提供我們若干思考未來兩岸關係的線索。

1、兩岸關係的比重與脈絡

鄭永年與吳玉山同時指出一件事情：兩岸關係，對台灣而言幾乎是對外關係的重中之重，然而對中國來說，則必須放在更大的脈絡與環境中考慮。鄭永年說，中國處理兩岸關係，不是孤立來處理，而是放在內部發展與國際發展的大環境下處理的。吳玉山則指出，兩岸過去三十年，台灣關心大陸政策較多、大陸關心台灣較少。

2、中國的戰略與習近平的未來作為

對於中國的大戰略，鄭永年提出一個架構，他稱之為「兩條腿、一個圈」。一條腿是針對大國的（如美國，但也是用俄羅斯、印度），稱為「新型態的大國關係」；另一條腿是針對開發中國家，稱之為「一帶一路」；一個圈，則是指周邊外交，核心是要解決周邊問題。鄭永年認為，兩岸關係必須放在這樣的架構下來理解。

鄭永年進一步指出，中國崛起，近年與周邊國家的糾紛越來越多，但是衡諸歷史，這是正常的現象。而東盟對中國崛起起初會有恐懼感，但這幾年也逐漸調適。至於中美關係，這是世界秩序的兩個柱子，在新型大國關係下，中國不斷避免落入「修昔底德斯的陷阱」，因此中美之間應該不會發生大衝突，兩者主要是補充的關係。

鄭永年提出大架構之後，吳玉山則直指習近平的未來作為，重點在於觀察他的權力是否鞏固。

以兩岸關係來說，中國對台的上限與底線，過去以來都很清楚，也沒有變過，上限是促統，底線是防獨；中國對台政策，往往在這兩極中遊走。但吳玉山問了一個問題：十九大之後習近平會不會不管台灣做甚麼，都要往統一方向走？有沒有這樣的條件？

吳玉山切入的角度是：領導人的權力集中程度。從江澤民、胡錦濤的經驗，權力集中，對兩岸關係比較穩定，因為黨內對手不會攻擊；若權力穩定，可以對台灣示惠，或台灣釋出善意，即便台灣不領情，也可以接受，至少不會受到內部挑戰。換言之，對內越弱，對外可以越強；對內越強，對外可以更有彈性。

習近平已算是核心，但胡錦濤不是；習近平思想要寫進黨章，戰區的改革，多個小組由習近平自己掌握，整肅政敵。這樣做，從過去的經驗，對內強，對台灣比較好。（類比是江澤民第一任期，權力不穩，因而引發台海飛彈危機，但到了1999年權力鞏固了，對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反應就比較低調）

但另一方面，中國大國崛起越來越明顯，加上美國選出川普，中國或許欲取而代之，所以民族主義很強。中國夢是伴隨強軍夢。況且中國利用剩餘資本外溢，用人民幣炸開他國大門。中國自尊、自信所以要處理台灣議題，則可能往武統發展。

除了上述兩種可能性外，吳玉山認為未來中國對台灣議題，還受制於三種條件：第一、所謂「貿易和平論」，因為中國跟各國的貿易太多經濟整合，所以武統風險太多。第二、一個圈圈兩條腿，如果中國動武，新型大國關係就走不下、一帶一路也走不下。第三、台灣內部因為選舉的動員，對中國而言是不穩定因素。

3、台灣議題擺上政治議程：統一時間表？

對於吳玉山的分析，鄭永年則認為，不一定權力鞏固對台灣會比較好，重點在怎麼鞏固權力，也有可能拿台灣議題來鞏固權力。未來包括建黨、建國「兩個百年」，國內壓力與全球環境，都促使習近平要往促統走。習近平提中國夢是認真的，統一是重要的，連國家統一都沒有，何來中國夢？

因此鄭永年認為，如果十九大習近平權力鞏固，有可能對台灣從防禦性轉為攻擊性。目前南海、印度關係都算處理了，接下來還要看朝鮮問題怎麼處理。未來估計會武力、和平會兩手並行，以武力而言，最近中國軍機繞行是有目標的，加上南海議題，會讓台灣逐漸成為「飛地」，而和平手段則是利用經濟貿易。

至於十九大會不會把台灣議題放上議程？鄭永年認為有機會，畢竟從馬習會的動作看來，習近平有這個打算，加上領導人往往強調自己的遺產（legacy）。

對此判斷，吳玉山或許也有同感，因此他說，習近平的任期，理論上到2022年，建國百年是2049年，如果習近平權力夠強，就可以看比較遠，對台灣比較和緩，因此應該要期待習近平可以當第三任。

鄭永年進而補充：中國有一種說法是，解決了台灣問題，就有第三任。就鄭永年的觀察是，這不完全是領導人的問題，也牽涉到國家意志的問題，六零後、七零後漸漸掌權，這群人民族主義很強，所以應該不會到2049年，應該會當成議程來做，不會拖。

台灣怎麼辦？

經由兩位國際級學者的分析，坐在台下的我，說真的，聽得很焦慮，畢竟我有可能活到2049年。台灣怎麼因應？對此，身為中國人的鄭永年說，台灣要繼續發展，否則人窮志短，唯有持續發展，才能有安全的可能。

生活在台灣的吳玉山表示，在策略上，借用國際關係理論，有三種取向：第一是現實主義，就是我們必須要有自保的力量；第二是自由主義，讓對岸沒有動手的理由；第三是建構主義，也就是深思台灣跟中國的兩岸關係究竟是甚麼關係。

吳玉山老師當然有其立場，他認為要多思考建構主義的取向；他的立場與我不同，不過沒有關係。我跟吳老師是有共識的，他語重心長地說：兩岸關係是生死存亡的事，但這個意識，過去幾十年，似乎不存在政府、媒體、國民腦袋中，包括政府學術預算的編派，也不特別鼓勵人才來研究中國。如果說台灣該怎麼辦，必須先要有生死存亡的意識。

這是這場對談，最令我認同、也最感動的部分了。

【KCChuang按】

長風基金會邀請鄭永年教授來台，總綱定為「習近平時代的中國」，總共講了兩場：一場在高雄，題目為「中國崛起的全球大戰略」；一場在台北，題目是「習近平政經策略下的兩岸前景」。兩場皆有錄影，若有興趣，請點下列網址收看。

第一場：中國崛起的全球大戰略

第二場：習近平政經策略下的兩岸前景

這篇演講記錄，僅為第二場現場聆聽後的整理與感想。

政治人物的敵人

在政治圈工作，資歷尚淺，看著官員上上下下、立委來來去去，人生百態，總不忘時時提醒自己：為什麼來政治圈？又為什麼還不走？最常汲取力量的來源，又或者說引領我的，始終是社會學大師韋伯在1918年冬季的經典演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Politik als Beruf; politics as a vocation）。

幾年前，有位政壇前輩請吃飯，飯桌上，突然問我有沒有讀過韋伯的〈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我說有。上菜前，前輩當場考試：政治人物必須具備哪三種條件？

「熱情、責任感、判斷力！」我不假思索。

前輩微笑點頭。「好！哪一種最重要？」前輩追問。

「依照順序，一定是熱情；韋伯一定有深思熟慮過……」。

前輩又笑了。「對對對，熱情最重要！沒有熱情，做不下去也做不久！」

當時，我最想回答的答案是，在實務上，最重要的條件，我認為是「判斷力」。但一想到前輩又會繼續追問為什麼，飯就涼了，就理所當然地回答「熱情」，好趕緊享用佳餚。（這或許是一種「判斷力」）

政治判斷，無論在理論上、概念上、實務上，都是一個大題目；著名的思想史家以薩柏林便寫過一篇論文，題目正是「政治判斷」。

然而，判斷力的養成與精進，並非一朝一夕，需要觀察、模仿、嘗試、修正。但有些提醒，卻是自己獨力立即可以完成，例如韋伯提到的政治人物的敵人：虛榮。

韋伯說：

       

政治家必須時時刻刻克服自己身上一種全然平常、全然屬於人之常情的敵人：虛榮。虛榮心絕對是普遍的，但虛榮是一切切事的現身和一切距離（在此只對自己的距離）的死敵。

虛榮是隨處可見的一種性質，可能沒有人能全然避免掉。……在政治家的工作中，必須追求權力……不過，一旦政治家對權力的欲求不再「切事」，變成純粹個人自我陶醉的對象，而不再全然為了某項「踏實的理想」服務，他就冒瀆了他的職業的守護神。因為在政治的領域中，最嚴重的罪惡，歸根究底來說只有二：不切事和沒有責任感（這兩者常常──但不是始終──是同一回事）。而虛榮──盡可能讓自己站在台前受人矚目的需要──在最強烈的時候，會引誘政治家犯下這兩項罪惡之一、甚至兩者皆犯。

進政治圈之前讀這段話，沒特別的感覺，不切身；進政治圈之後，環顧四週的「大人物」，只能說，大師果然是大師，鞭辟入裡，偉哉斯言。

從1990年代有線電視開放，政論節目興起，從以前的搶報紙版面，開始搶媒體曝光；五年來，臉書時代、鄉民社會，要拚粉絲數、按讚數、觸及率、分享數，還有──鄉民推爆了嗎？

虛榮是政治人物的死敵！韋伯的警語，儘管聽來冷冽，沒有一點溫度，卻是對當前政治環境還有期待的人，最溫暖而殘酷的提醒了。

參考資料：

韋伯（Max Weber）著、錢永祥編譯，1991，〈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收錄於《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頁169-239。台北：遠流。

國際關係學生必讀的十本書

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國際關係教授 Stephen Walt，2009年在《Foreign Policy》上開了書單：國際關係學生必讀的十本書。


1、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1959)

→國際政治理論（結構現實主義）大師，但這本沒讀過，Waltz最有名的作品應該是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979)，也沒讀過。

2、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槍砲、病菌與鋼鐵》）

→讀過，忘了九成九。

3、 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1966)

→大師名著，沒讀過，只讀過前一本《Strategy of Conflict》若干篇章，很難，對我來說。

4、James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1998)

→耶魯大學政治系教授，著名區域專家（東南亞），著作包括1976年的《農民的道德經濟學》、1985年的《弱者的武器》）。大學讀過《農民的道德經濟學》，但全忘了。

5、 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沒讀過。只知道主題是美國介入越戰的決策失誤。作者另著有《最寒冷的冬天：韓戰真相解密》。

6、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1976)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2000-2001年美國政治學會會長，這本書是 Jervis 的第二本書，還沒讀，正準備念他的第一本著作《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70)

7、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2001)(《大國政治的悲劇》)

→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攻勢現實主義、要跟台灣說掰掰的大師。

8、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1983)

→民族主義（建構論）經典之一，另一經典為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體》。兩書初版皆為 1983 年。

9、Henry A.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 Years of Upheaval.

→鼎鼎大名的季辛吉。我高中時讀過《大外交》，現在讀《World Order》(2014)。但這本沒讀過。

10、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origins of our time(1944)(《鉅變》)

→讀過三次，不喜歡，沒想到這本可以當國際政治來讀。

戰略研究的最低知識預備

2011年，中國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唐世平老師在他的博客介紹 Richard Ned Lebow 的文章時提到：

【也許可以這樣說，如果一個人沒有讀過這兩本書的話（加上傑維斯的兩本書以及Schelling的1960/1966的話），幾乎不可能成為所謂的戰略專家。因此，我建議那些致力於政策影響的學生讀讀我的課程《國際安全與戰略》中的許多讀物，特別是必讀和指定書目。否則，某可能“禍國殃民”呀！】

唐老師說的這幾個人的幾本書，分別是：

Richard Ned Lebow

1981,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1994,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with Janice Gross Stein)

Robert Jervis

1970, The Logic of Images 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76,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omas Schelling

1960,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1966, Arms and Influence

唐世平老師的「國際安全與戰略」課程大綱(2013-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