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認識台灣》教科書於國民中學實施。我生得早，無緣，因此正規的歷史教育以中國史為主。回想稍微懂事的 1990 年代，社會上最廣為人知的歷史學家，恐怕是錢穆、余英時與黃仁宇。為什麼是這三位？三位大師又各自搭上怎樣的天時、地利、人和？
恰逢讀到中研院史語所陳正國老師的兩篇文章〈臺灣史學中的余英時身影〉（《當代》，2006年）及〈黃仁宇的現代化論述與西方歷史〉（《新史學》，2001年），或有解答。留個筆記。
1966 年，彼岸共產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隨後，此岸國府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分庭抗禮。錢賓四先生 1965 年卸任香港新亞書院院長； 1967 年，遷居台北。來台後隔年，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
錢穆的史學思想長期以來就為台北官方所倚重。他膾炙人口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與《中國歷史精神》等書，都是應官方邀請至政府單位演講後所輯成。「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透過國家機器，深入各個教育社團，甚至國民小學之中。如此造成了中國古典文化某種程度的普及，也為錢穆的「中國歷史精神」鋪設了更為寬適的溫床。（〈余英時身影〉，頁40）
余英時在台灣知識界的影響力從史學圈擴散，主因在於《歷史與思想》的出版。其中〈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以及〈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二文，為多數嚴肅的文史學生爭捧讀討論。……在《自由中國》之後、解嚴之前，台灣知識圈批判政治與追求自由很難表現在實際行動上。因此批判性解讀歷史常常成為廣義自由主義心靈的活動場域。七○年代的台灣也正好是強調「批判地繼承」、「創造性的轉換」傳統等等呼聲最為蓬勃的時代。藉著對中國古典的熟稔，余英時將歷史學帶進與社會學界的金耀基、心理學界的楊國樞、哲學思想界的杜維明、介於歷史與哲學之間的林毓生等人所創造的台灣中國情懷、自由主義、傳統與現代的辯證等關懷相互交織而成的知識盤體。（前引，頁42-43）
除了提供廣義自由主義的思考文本，余英時也讓台灣的歷史系學生初步接觸到西方史學。自由的最低階意義是「接觸訊息的權利」。緣於當時政權的體制與經濟條件，七○年代台灣歷史學學生對西方學術所知有限。余英時作為台灣重要的「西方文化的海外傳介」之一，其善業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他擇優介紹西方文明；第二，他審慎使用西方學術概念與中國歷史相互闡發。（前引，頁44）
引介西方學問絕非獨佔事業，為何余英時先生能脫穎而出？陳正國認為：
原因在於他是優秀而重要的中國史家，而且他的文筆流暢優美，長於將問題以有層次的論述方式鋪陳開來。（前引，頁44）
陳正國舉了收錄於《歷史與思想》一書的〈工業文明之精神基礎〉一文為例，認為該文似是就 John Nef 一書之「讀書摘要。但是余英時詳加發揮，論旨早已不受 Nef 原書所限」，其功力如鴻儒以薩柏林（頁 45）。
至於余英時的文風，「從五、六○年代的古典與凝重轉出，成為七、八○年代的曉暢與颯爽。文字風格的轉變也使他從專業的歷史學徒，蛻變成新一代的學院啟蒙作家」。（頁47）
然而，若無實學，單憑一枝健筆是撐不起歷史與思想的。我因此特別讚賞陳正國說「余英時早已以他的實踐雄辯道，研究西洋史的問題核心不在於『能不能』，而在於用什麼眼光或態度」。（頁46）
三、錢穆、余英時
眾所周知，錢穆先生是余英時先生的老師；余英時先生的《猶記風吹水上麟》與《回憶錄》對錢穆的教導多有著墨。「一生為故國招魂」的錢穆「能將中國歷史制度與思想上的重要流變一一定位，並以高度的涵攝與抽象能力，將中國歷史加以定性為一個整體；這種成就已經足以令人屏息」，陳正國說。（頁47）
至於余英時的成就，陳正國認為，「以陳寅恪所標舉的『通識』為的，余英時庶幾蹴之。……陳寅恪所謂『通識』，是指史家對某個時代的各種體制、趨勢、人物、心態與價值有了基本而廣泛的認識之後，一旦遇見時代裡的一件新事物時。也能夠立刻相對準確地將此事物放在合理的位置上，以利做進一步地研判與解釋。換句話說，通識一方面幫助史家在處理新議題時能更快切入、組織，另一方面逐漸培養出預測的能力，也就是傳統所說『見微知著』」（頁 48）。
四、黃仁宇
黃仁宇比余英時年長十二歲，但余英時是黃仁宇的在密西根大學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黃仁宇專研明史，最知名的著作莫過於《萬曆十五年》。此書台灣翻譯本於一九八五年由食貨出版社出版。該書於台灣走紅，以及連帶地讓黃仁宇的名與黃仁宇的概念「大歷史」，成為學院內外朗朗上口的術語。當時的背景是：
七十五年前後，臺灣威權體制面臨存續或更嬗的抉擇路口。社會運動蠢蠢欲動，社會學思維方興未艾。韋伯、馬克思等人的社會哲學或歷史社會學著作，席捲臺灣知識界。臺灣意見領袖的學科背景從原先以學文史為主，轉變成以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為主。原先的中國通史史觀，例如錢穆的民族主義史學，很難做為這一波社會改革所需要的支援知識。李敖、柏楊式的中國史批判，又過於注重政治操守、個人因素，而與社會學思維分道揚鑣。黃仁宇的社會學史觀正好躬逢其盛，成為臺灣解嚴前後，少數能「預流」（陳寅恪用語）的中國史學。（〈黃仁宇〉，頁189-190）
黃仁宇1964 年的博士論文是《明代漕運》；而後出版的專書，聚焦明代的財政與稅收。在 1981 年《萬曆十五年》以英文出版之前，黃仁宇不明言「大歷史」與「放寬歷史的視界」，他的學術識別證是研究有明一代的制度史家。
我同意陳正國對黃仁宇出版《萬曆十五年》之後著述的評斷：
爾後所發表的一系列中國現代史與比較史學，正是一步步將《萬曆十五年》中隱而不顯的史觀前景化，同時淺景化。像是以鋼鐵管線包覆著水泥的後現代建築，黃仁宇史學中的人物事件越來越少。《萬曆十五年》鋪陳佈局娓娓道來的功夫與吉朋、休姆等理性主義史家相比，顯得不遑多讓。可是的晚年的黃氏史學，走向了孟德斯鳩《法意》的路子：架構龐大，論證卻顯得單薄瑣碎，像七彩寶塔摔破了不成片段。即使像《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那樣立論明快，讀來有如掌中小說的小品都不復可得。（〈黃仁宇〉，頁189）
快二十年前，一位前輩提醒我留意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全書儘管看似在說故事，但後頭的註釋，在在表明這些「故事」全都是第一手檔案、第一手史料支撐起來的。讀完陳正國老師的文章，回想起前輩當年的弦外之音或許是：後來的《中國大歷史》等書，註釋少了，反倒真的在講故事了：
「晚年的黃仁宇像是感到時不我與的傳教者，急切地重複福音書裡的句子。人們很難再在黃氏晚期書中讀到歷史，卻只看到黃氏自我投射出來的影像。」（同前引）
註釋或許是學術的規訓，但史料真的是規矩。黃仁宇先生是規規矩矩的史家，曾經。
【引用資料】：
陳正國，2006，〈臺灣史學中的余英時身影〉，《當代》232：34-51。
陳正國，2001，〈黃仁宇的現代化論述與西方歷史〉，《新史學》12(4)：155-92。
【後記】：
此文乃今年 1 月11日讀書筆記。充當念記余英時先生（1930-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