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與鱷魚搏鬥的時候：一則 Donald Rumsfeld 的故事

1974 年夏天，美國執政團隊儼如寒冬：水門案讓尼克森總統面臨彈劾，尼克森八月發表演說，決定請辭。燙手山芋落到副總統福特手上。福特上任，力先求穩。求穩得靠幕僚長。福特找了當時擔任北約大使，在眾議員時期就認識的唐納倫斯斐（Donald Rumsfeld）擔當重任。 

倫斯斐說，福特總統上任第一天就對他們這些核心幕僚表明：「我希望我的朋友狠狠罵我。」有一次，國會投票決議撤回對南越政府的經濟援助，福特總統氣憤難消，指責說國會議員沒有膽量對抗共產黨。聽來霸氣，但說出這種話並不像是福特總統的作風，倫斯斐認為福特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溫文有禮。 

因此幕僚長倫斯斐提醒總統：「任何公職人員都有兩件特別不利的事，一是嘲弄他人，二是被視為能力不足。我擔心的是像那種憤怒和咆哮恐怕會讓人留下第二種印象」。倫斯斐自承是福特總統麾下的「直言不諱部長」。 

直言不諱不只這一樁。福特剛上任沒多久，恰好是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歐尼爾 Tip O'Neill 的 62 歲生日。歐尼爾手腕靈活，交友廣闊，1977 年到 1987 年當了十年眾議院議長，是上個世紀美國政壇的老手與高手，一句「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All politics is local），是對政治有興趣有概念的人朗朗上口又深思不已的箴言。歐尼爾是民主黨，仍邀請了昔日的共和黨同事，現在的總統福特。 

倫斯斐評估總統不該出席。倫斯斐在查探宴會細節時，發現這場生日宴是一位韓國掮客舉辦。因此倫斯斐建議：「總統先生，我認為你該重新考量赴歐尼爾生日宴的決定」。由於福特已經答應了歐尼爾，所以告知幕僚長倫斯斐：「不，唐納德，歐尼爾是我朋友，我要去」。倫斯斐又找了機會再提一次：「你很清楚你不能去」。福特火了：「豈有此理，倫斯斐，這事情已經定了，我要去」。倫斯斐堅持立場：「呃，那你就得走路去，我不會讓總統的防彈車停在由外國說客出錢主辦的宴會上，而且他未來還可能會遭受調查。」 

後來福特沒去。後來主辦的南韓掮客遭揭發向多位國會議員行賄。後來福特與倫斯斐對此事都一笑置之。 

這些軼事出自倫斯斐 2013 年出版的《倫斯斐法則》（Rumsfeld’s Rules）。倫斯斐法則的命名者，正是福特總統。其實，倫斯斐從小聽了當老師的媽媽建議，收集很多名言佳句，學生字，也學道理。倫斯斐剛擔任白宮幕僚長，福特聽說他有許多箴言法則，要他整理一份，並冠上「倫斯斐法則」，發給白宮人員參考。 

倫斯斐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後從軍，當了三年的海軍飛行教官，退伍後當國會助理，連選上三屆眾議員，做了七年之後加入尼克森內閣，當過福特的白宮幕僚長、國防部長，之後擔任多家公司的董事長與執行長，小布希當選總統之後，2001 年重返政府，執掌國防部五年。倫斯斐一生職務都在意識形態、經濟、軍事與政治的戰場，在真刀真槍的實務中，蒐集篩選了八十年，留下了關於人生，關於公職，關於企業，關於管理，關於面對媒體，關於領導，關於擔任下屬的幾百條法則。 

這些法則絕大多數是別人的名言。因此，我特別喜歡倫斯斐自己的經驗，尤其是他從摔角體悟出的道理。倫斯斐從高中開始摔角，投入十年，還差點參加奧運。十年經驗，摔角留給倫斯斐的是：嘗試在最適合你能力的事物中脫穎而出，要自律，要永遠由對手的觀點來設想，要學會保留實力以便緊要關頭出奇制勝，還有，敢上場。 

倫斯斐又上場了，快七十歲重掌國防部；美國史上最年輕與最年長的國防部長都是他。然而九月十一日那兩架撞向雙子星大樓的飛機，打亂了新政府所有世界局勢的佈局，總統小布希、當過倫斯斐助理的副總統錢尼、國防部長倫斯斐成了反恐急先鋒，出兵伊拉克，攻打阿富汗──中東是邪惡軸心的軸心。 

不過，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大師芝加哥大學 John Mearsheimer 教授那本《為什麼領袖要說謊？》（Why Leaders Lie?）就提到，2003 年美國出兵伊拉克之前，美國各界不想參戰，然而倫斯斐、錢尼、小布希卻散播謠言，散佈恐懼：海珊有大規模毀滅武器。倫斯斐 2002年說海珊跟賓拉登是盟友；兩年後在外交委員會坦承「並無真憑實據」。出兵攻打伊拉克那個月，倫斯斐還說美國之所以知道海珊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是因為「我們知道它們在哪裡」。 

九一一事件是後冷戰國際關係的大事，影響了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世界政治格局：太平洋東岸的美國深陷中東戰場泥淖，太平洋西岸的中國自稱和平崛起。局勢雖未失控，但卻失衡，撤出中東後，美國重返亞洲，再平衡。 

幾百條的「倫斯斐法則」我最愛倫斯斐自己的發明與感受：「當你忙著和鱷魚搏鬥的時候，已經忘了來這裡的初衷是要排光沼澤的水」。倫斯斐這句話放在「對抗官僚主義」，任何組織中的任何人，都需時時謹記。但我要補充或者提醒自己一句話：當你忙著和鱷魚搏鬥的時候，不要忘了初衷，更不要變成另一隻鱷魚。回想起十多年前國際新聞上講起海珊講起伊拉克的倫斯斐，那張鐵青的硬派的鷹派的臉，倒有點像鱷魚。

 

【參考書目】

Donald Rumsfeld著、莊靖翻譯，2015，《倫斯斐法則：美國傳奇前國防部長的14堂領導課》。台北：日月文化。

John Mearsheimer著、彭玲林翻譯，2011，《為什麼你的政府會說謊？揭開7種政治謊言背後的真相》。台北：商周。

【後記】

1、倫斯斐卸任後來台參加過中華民國百年國慶，時任總統馬英九授予大綬景星勳章。

2、據說倫斯斐說過只要他活著中國共產黨活不到一百歲，然而中國共產黨一百歲之前前幾天倫斯斐過世了。

3、倫斯斐 1932 年生， 2021年 6月 29 日離世。

4、此文寫於2021年7月2日貼於個人臉書。

錢穆、余英時、黃仁宇

1997 年《認識台灣》教科書於國民中學實施。我生得早，無緣，因此正規的歷史教育以中國史為主。回想稍微懂事的 1990 年代，社會上最廣為人知的歷史學家，恐怕是錢穆、余英時與黃仁宇。為什麼是這三位？三位大師又各自搭上怎樣的天時、地利、人和？

恰逢讀到中研院史語所陳正國老師的兩篇文章〈臺灣史學中的余英時身影〉（《當代》，2006年）及〈黃仁宇的現代化論述與西方歷史〉（《新史學》，2001年），或有解答。留個筆記。

 一、錢穆

        1966 年，彼岸共產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隨後，此岸國府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分庭抗禮。錢賓四先生 1965 年卸任香港新亞書院院長； 1967 年，遷居台北。來台後隔年，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 

錢穆的史學思想長期以來就為台北官方所倚重。他膾炙人口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與《中國歷史精神》等書，都是應官方邀請至政府單位演講後所輯成。「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透過國家機器，深入各個教育社團，甚至國民小學之中。如此造成了中國古典文化某種程度的普及，也為錢穆的「中國歷史精神」鋪設了更為寬適的溫床。（〈余英時身影〉，頁40）

 二、余英時 

余英時在台灣知識界的影響力從史學圈擴散，主因在於《歷史與思想》的出版。其中〈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以及〈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二文，為多數嚴肅的文史學生爭捧讀討論。……在《自由中國》之後、解嚴之前，台灣知識圈批判政治與追求自由很難表現在實際行動上。因此批判性解讀歷史常常成為廣義自由主義心靈的活動場域。七○年代的台灣也正好是強調「批判地繼承」、「創造性的轉換」傳統等等呼聲最為蓬勃的時代。藉著對中國古典的熟稔，余英時將歷史學帶進與社會學界的金耀基、心理學界的楊國樞、哲學思想界的杜維明、介於歷史與哲學之間的林毓生等人所創造的台灣中國情懷、自由主義、傳統與現代的辯證等關懷相互交織而成的知識盤體。（前引，頁42-43）

 

除了提供廣義自由主義的思考文本，余英時也讓台灣的歷史系學生初步接觸到西方史學。自由的最低階意義是「接觸訊息的權利」。緣於當時政權的體制與經濟條件，七○年代台灣歷史學學生對西方學術所知有限。余英時作為台灣重要的「西方文化的海外傳介」之一，其善業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他擇優介紹西方文明；第二，他審慎使用西方學術概念與中國歷史相互闡發。（前引，頁44） 

引介西方學問絕非獨佔事業，為何余英時先生能脫穎而出？陳正國認為：

原因在於他是優秀而重要的中國史家，而且他的文筆流暢優美，長於將問題以有層次的論述方式鋪陳開來。（前引，頁44） 

陳正國舉了收錄於《歷史與思想》一書的〈工業文明之精神基礎〉一文為例，認為該文似是就 John Nef 一書之「讀書摘要。但是余英時詳加發揮，論旨早已不受 Nef 原書所限」，其功力如鴻儒以薩柏林（頁 45）。 

至於余英時的文風，「從五、六○年代的古典與凝重轉出，成為七、八○年代的曉暢與颯爽。文字風格的轉變也使他從專業的歷史學徒，蛻變成新一代的學院啟蒙作家」。（頁47） 

然而，若無實學，單憑一枝健筆是撐不起歷史與思想的。我因此特別讚賞陳正國說「余英時早已以他的實踐雄辯道，研究西洋史的問題核心不在於『能不能』，而在於用什麼眼光或態度」。（頁46） 

三、錢穆、余英時 

眾所周知，錢穆先生是余英時先生的老師；余英時先生的《猶記風吹水上麟》與《回憶錄》對錢穆的教導多有著墨。「一生為故國招魂」的錢穆「能將中國歷史制度與思想上的重要流變一一定位，並以高度的涵攝與抽象能力，將中國歷史加以定性為一個整體；這種成就已經足以令人屏息」，陳正國說。（頁47） 

至於余英時的成就，陳正國認為，「以陳寅恪所標舉的『通識』為的，余英時庶幾蹴之。……陳寅恪所謂『通識』，是指史家對某個時代的各種體制、趨勢、人物、心態與價值有了基本而廣泛的認識之後，一旦遇見時代裡的一件新事物時。也能夠立刻相對準確地將此事物放在合理的位置上，以利做進一步地研判與解釋。換句話說，通識一方面幫助史家在處理新議題時能更快切入、組織，另一方面逐漸培養出預測的能力，也就是傳統所說『見微知著』」（頁 48）。 

四、黃仁宇 

黃仁宇比余英時年長十二歲，但余英時是黃仁宇的在密西根大學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黃仁宇專研明史，最知名的著作莫過於《萬曆十五年》。此書台灣翻譯本於一九八五年由食貨出版社出版。該書於台灣走紅，以及連帶地讓黃仁宇的名與黃仁宇的概念「大歷史」，成為學院內外朗朗上口的術語。當時的背景是： 

七十五年前後，臺灣威權體制面臨存續或更嬗的抉擇路口。社會運動蠢蠢欲動，社會學思維方興未艾。韋伯、馬克思等人的社會哲學或歷史社會學著作，席捲臺灣知識界。臺灣意見領袖的學科背景從原先以學文史為主，轉變成以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為主。原先的中國通史史觀，例如錢穆的民族主義史學，很難做為這一波社會改革所需要的支援知識。李敖、柏楊式的中國史批判，又過於注重政治操守、個人因素，而與社會學思維分道揚鑣。黃仁宇的社會學史觀正好躬逢其盛，成為臺灣解嚴前後，少數能「預流」（陳寅恪用語）的中國史學。（〈黃仁宇〉，頁189-190） 

黃仁宇1964 年的博士論文是《明代漕運》；而後出版的專書，聚焦明代的財政與稅收。在 1981 年《萬曆十五年》以英文出版之前，黃仁宇不明言「大歷史」與「放寬歷史的視界」，他的學術識別證是研究有明一代的制度史家。 

我同意陳正國對黃仁宇出版《萬曆十五年》之後著述的評斷： 

爾後所發表的一系列中國現代史與比較史學，正是一步步將《萬曆十五年》中隱而不顯的史觀前景化，同時淺景化。像是以鋼鐵管線包覆著水泥的後現代建築，黃仁宇史學中的人物事件越來越少。《萬曆十五年》鋪陳佈局娓娓道來的功夫與吉朋、休姆等理性主義史家相比，顯得不遑多讓。可是的晚年的黃氏史學，走向了孟德斯鳩《法意》的路子：架構龐大，論證卻顯得單薄瑣碎，像七彩寶塔摔破了不成片段。即使像《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那樣立論明快，讀來有如掌中小說的小品都不復可得。（〈黃仁宇〉，頁189） 

快二十年前，一位前輩提醒我留意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全書儘管看似在說故事，但後頭的註釋，在在表明這些「故事」全都是第一手檔案、第一手史料支撐起來的。讀完陳正國老師的文章，回想起前輩當年的弦外之音或許是：後來的《中國大歷史》等書，註釋少了，反倒真的在講故事了： 

「晚年的黃仁宇像是感到時不我與的傳教者，急切地重複福音書裡的句子。人們很難再在黃氏晚期書中讀到歷史，卻只看到黃氏自我投射出來的影像。」（同前引） 

註釋或許是學術的規訓，但史料真的是規矩。黃仁宇先生是規規矩矩的史家，曾經。

 ----

【引用資料】：

陳正國，2006，〈臺灣史學中的余英時身影〉，《當代》232：34-51。

陳正國，2001，〈黃仁宇的現代化論述與西方歷史〉，《新史學》12(4)：155-92。

【後記】：

此文乃今年 1 月11日讀書筆記。充當念記余英時先生（1930-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