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與李登輝 1923 年同一年出生，李光耀處女座，李登輝摩羯座，都頑固──頑強且固執。雙李有私交，曾長年通信；雙李掌權的年代，西方人愛將亞洲雙李相提並論。李光耀留學現代科學文明典章制度的原鄉之一英國劍橋學法律；李登輝留學現代化不到百年的殖民母國京都帝大讀農業經濟。李光耀的新加坡，1965年遭逐出馬來西亞，被迫獨立；李登輝年近半百才學者從政，帶領中華民國從威權到民主。為了生存，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第一官方語言是英語；李登輝推動了本土化與台灣意識，是為了讓這塊島嶼重新認識自己、定義自己。李光耀外儒內法，新加坡至今仍稱不上民主國家；李登輝諱莫如深，合縱連橫，從威權到民主到政權和平轉移，世界稱其為民主先生。
李登輝與李光耀踏入政壇的權力修羅場後，其意志，其手法，在我看來，都與年輕時的時代創傷有關──日本帝國。
李光耀在回憶錄說，「日治時期的三年零六個月，是我一生中經歷的最重要階段，它讓我有機會把人們的行為、人類社會以及人們的動機和衝動看得一清二楚。沒有這段經歷，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無法了解權力是進行徹底改革的工具。」日本空炸新加坡那年，李光耀十八歲。（《李光耀回憶錄(1923-1965)》，頁92）
李登輝台北高校畢業後赴日，京都帝大只讀一年二個月，戰爭之故，休學從軍。「我很想探究，刻苦勉勵、徘徊生死之間，人會怎樣？……我曾想，人輕如鴻毛，不如身體力行去體認一下戰爭的意義，因此才特別想當步兵。」（《虎口的總統》，頁52）東京空襲時的陸軍少尉李登輝忙著救援、搬抬屍體。那年李登輝二十二歲。
李光耀五年前過世，新加坡近乎舉國哀悼：李光耀是國父。李登輝二○二○年七月卅日過世了，尚未團結的社會藉著哀悼再次或肯定或質問：李登輝的國是哪一國？
晚間得知消息，心情無比複雜也無比沉重。下班回家我還繞路騎到凱達格蘭大道望向總統府，當下雙手一片雞皮疙瘩，內心又是一陣糾結。
我對李登輝所知不多，碩士論文有幾個段落寫過他，畢竟是自己的思索、自己的結論，十年來感想大抵不變：
我認為，要理解李登輝在台灣民主轉型中所扮演的角色，最要掌握的是他的兩面性（Janus-faced）：他既是國民黨主席，也是首位本土總統。這一點讓李登輝無論在鞏固權力，或推行民主改革時，都能居於有利位置。
在「兩面性」之處，我的註腳補充：
在希臘羅馬神話中，雅努斯（Janus）的兩張臉，一面是回首過去，另一面則是眺望未來。這一點在李登輝身上也彰顯出來。回首過去，是指他回顧台灣的歷史，而提出的「身為台灣人的悲哀」；眺望未來，是指他必須務實地面對反對派的挑戰，以及中國的威脅。
李登輝是因一九八八年一月蔣經國病逝而繼位總統。在擔任副總統三年八個月期間，李登輝對於蔣經國之談話、指示，有寫備忘的習慣；二零零二年，國史館「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訪談李總統，零四年出版《見證台灣》，將這批筆記公諸於世，並由「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增添註解。
蔣經國去世那天，也是備忘的最後一篇，李登輝最後寫到：「蔣總統與本人之談話、各項指示記錄至此告一段落，不再有記錄之機會，失去一位領導者、導師」。（《見證台灣》，頁256）
李登輝接受國史館口述歷史小組訪問時補充：
蔣經國過世時，台灣究竟會變成怎樣，當時根本完全看不出來。大家抱持著各種的期待，有太多不確定的因素。那時沒有人期待我會當上總統；就算我當上總統，可能也不會推動民主化。因為我只是一個人而已，既沒有班底、沒有情報關係、也沒有軍隊的支持，可以說什麼都沒有。在黨內也是一樣，完全不是我在掌權。我等於是典型的傀儡，既然是傀儡，就只能扮好傀儡的樣子。（《見證台灣》，頁258-9）
那時，應該是李登輝從政之後，最凶險的一刻。剛接任總統時，李登輝對孫女巧巧李坤儀說：「阿公走過那麼長的路，終於爬到了山頂。阿公的周圍沒有一個可倚靠的東西。現在更重要的是，前面的路該怎麼走，還有，要如何一步一步的走下來。」這是虎口下的總統最內心的告白。」（《虎口的總統》，頁176）
然而，李登輝此生最難過哀痛的一刻，我想莫過於一九八二年，長子李憲文三十二歲病逝。李憲文離世前三年，曾投書報紙，題為〈我和父親〉：
記憶中，父親最常跟我提起的故事，就是浮士德對魔鬼出賣自己靈魂的故事。……「孩子！一切外在名利的誘惑，都是存在於我們四周的魔鬼，你為其所動，也就等於將自己的靈魂出賣與他，你將淪於他的驅使，不由自主地步向罪惡的深淵。所以人應當具備一股堅強的意志力，才不致陷於沉淪。」是嚴肅時的告誡也好，是閒聊時的感喟也好，父親原本就是這麼一個堅守「靈魂」的人。［……］
「全力以赴」、「專心一意」這是父親一向做事的原則，他很少想到和別人去競爭，因為他深知最頑強的敵人，往往就是「自己」，訂一個目標，竭盡所能的去完成，不斷的「突破現狀」是父親一切鬥志的來源，我有時會覺得他幾乎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完美主義」者，他總是嚴格的要求自己，無論是治學、處事或運動，讓我告訴你，身為他兒子，我最樂意容忍的是當他每次完成一個目標時，所流露出的那份眉飛色舞的「自得」，只是我也幾近惶恐的不知何時才能成為他引為「自得」的孩子。（轉引自《虎口的總統》，頁297-8）
李登輝出生於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事業起步於外來威權政權，事業巔峰於親手主導寧靜革命，民主轉型。李登輝的一生，改變了台灣政治體制的構造，也重新定義了台灣意識的內涵。當然，功過交給歷史評價。
李登輝一生不僅見證台灣，也參與台灣，更改造台灣。甚至，李登輝離去後，仍給新興的、稚嫩的民主台灣，一個必須共同思索與書寫的功課：社會如何面對一個民選總統的離世？
這是李登輝最後一次親身給我們出的考題──我們是怎樣的台灣共同體？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 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 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 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 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保守有時，捨棄有時。 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 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傳道書》3:1-3:8）
李總統，安息主懷。
【引用書目】
上坂冬子著、駱文森與楊明珠譯，2001，《虎口的總統：李登輝與曾文惠》。台北：先覺。
李光耀，1998，《李光耀回憶錄(1923-1965)》，台北：世界書局。
【後記】
身為資淺的政治工作者，我沒有與李登輝總統接觸來往的經驗。因此沒有小故事。得知李總統逝世，心情非常難過，思緒也非常複雜。當晚下班繞路到總統府看一看，那是李總統工作了十五年的地方。大概就在總統府附近的路上，我想好該寫些什麼了。因此回到家，吃完飯，翻箱倒櫃找書，在臉書寫下「字裡的李登輝」。
然而隔天有人問我對李登輝的評價。我想，我還是可以多說一點。所以，又在臉書追申：
昨夜，風蕭蕭，不免想起這首「千風之歌」，李登輝總統的愛歌。昨夜，心戚戚，寫「字裡的李登輝」，儘管敬佩感謝，但我要求自己不評價，只抄書：我終究不是歷史學家，歷史的風還在吹動。
今早上班，風和而日麗，途經景福門，向左瞥見總統府，我想還是簡單備忘感想：李登輝是大時代的孩子，是世界史命定之人，他的離去也是世界史下一章的起筆。
編輯稍早與朋友的訊息：「李登輝的一生，彷彿是由時代命運所推動、所決定：生於帝國主義最熾的年代，長於冷戰最冷的年代，步入政壇後中美建交、中國改革開放；推動自由化民主化時，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卻有長長的陰影，美國再定位與中國的關係，連帶牽動美中台三邊關係，這是近三十年世界政治的格局。當下，武漢肺炎，美中關係丕變。帝國主義與冷戰的舊的大時代徹底結束了。新的大時代即將展開，此時，李總統謝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