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晚成的故事都是愛的故事

  李安的電影「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改編自班方登（Ben Fountain）的同名小說。李安據說大器晚成。李安 1954 年生，取得紐約大學電影碩士後失業六年，直到 1991 年的「推手」、1993 年的「囍宴」，才漸漸站穩腳步。那年李安 37 歲。但是，真正大器晚成的人不是李安，而是班方登。

 

李安是爬坡式的人生，谷底多年，終成高峰。班方登卻是跳樓式的人生，著地之後，慢慢爬行，爬出了一片小風景。

 

班方登 1958 年生，好學校，好科系，好工作：大學讀北卡大學教堂山分校英文系，而後讀杜克大學法學院，畢業後不到五年，成了達拉斯的房地產公司合夥人。

 

但是，班方登三十歲那年，決定辭掉房地產公司工作，專心寫作。「我內心極為害怕，覺得自己已經跳下懸崖，卻又不知降落傘會不會張開。沒有人希望浪費生命，我原本可以好好開創一番事業，卻放棄大好的法律工作。我父母原本非常以我為榮，父親對我尤其得意，但一切都太瘋狂了。」班方登說。

 

太瘋狂！班方登的人生，令我想起毛姆的小說《月亮與六便士》。小說主角證券經紀人史崔蘭，四十歲那年，拋家棄子，放棄一切，不告而別，到法國到大溪地，只為了畫畫。「追逐夢想就是追逐自己的厄運，在滿地都是六便士的街上，他抬起頭看到了月光。」毛姆如是寫道。

 

班方登的「月光」是小說。他每天早上七點坐在廚房餐桌，一直寫到中午，然後躺在地板休息二十分鐘，再回到餐桌上繼續寫。班方登畢竟是杜克法學院出身的房地產律師，知道「工作」是怎麼一回事：「我很早就知道若不盡情抒發，我會滿心不舒服，因此我總是努力地寫，把它看作一件正當工作，不會拖拖拉拉的。」

 

然而，文學可不是一分耕耘，就一定會有一分收穫的工作。

 

班方登想寫股票經紀人的故事，但在第二天，發現自己無法下筆，腦中的故事，找不到文字表達。「我發覺自己沒有將這些事情轉化為文字的能力，我出去購買圖解字典、建築字典，去上相關的課程。」班方登說。

 

寫作的第一年，班方登只賣出了兩個故事。九零年代，是班方登的黑暗時期。

 

然而，也正是九零年代，班方登持續蒐集資料，做研究，結果迷上了海地：「海地的檔案愈來愈大，我想：『好，這就是我要寫的小說。』有一、兩個月的時間，我對自己說，我不需要去那裏，我什麼都可以想像。但幾個月之後，我想自己一定得親自去一趟」。

 

如同《月亮與六便士》的史崔蘭，班方登正式踏上「追逐自己的厄運」之旅。1991 年，班方登去了第一趟海地，之後常去，有時待上一、兩個禮拜，甚至請海地的朋友到德州達拉斯的家裡作客：「海地簡直就像個實驗室，過去五百年裡發生的事──殖民主義、種族問題、強權、政治、生態災難，一切都以濃縮的方式在那裏呈現，而我在那裏如魚得水。」

 

班方登這位無業作家前後去過不下三十次海地。

 

直到 2006 年，班方登出版了小說《與切格瓦拉的短暫相遇》，暢銷，深獲好評，總算逐漸爬出了谷底。這本八個故事的短篇小說合集，其中有四篇與海地有關；過去十多年去了那麼多趟海地，班方登也算功不唐捐了。

 

「有一百萬種寫故事的方法，也有一百萬種方式取材。我傾向採取的是一種身體力行、追求極致的方法，而那需要超過某種門檻的知識量。所以，沒錯，需要做很多研究，需要很多準備工夫。這就是我腦袋運作的方式，」班方登自陳。

 

然而這一年，班方登已經 48 歲了。

 

《月亮與六便士》的史崔蘭拋家棄子追求繪畫，班方登則是全職作家也是全職父親。早上太太送小孩到托兒所，下午則由班方登接小孩回家，採買伙食，做家事。

 

太太 Sharon 是班方登在杜克大學法學院的同學，後來在稅務公司上班。兩人於 1985 年結婚，兩年後生下第一胎，Sharon 結束產假後沒多久，成了稅務公司合夥人。1988 年，方登辭去工作。隔年，他們迎接了第二個孩子。

 

班方登決定當全職作家固然是跳下懸崖、是瘋狂，不過為了家庭，終究需要一個底限。班方登與太太曾談過這個問題。Sharon 的想法是，讓班方登「試個十年再說。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需要時間。」

 

十年過去了，十五年過去了，小孩從襁褓嬰兒成了高中生，班方登的小說還放在抽屜，更去了好多趟海地。

 

婚姻若是談到了錢，難免傷感情。班方登說 Sharon「從來沒提過錢的事，一次也沒有──明示暗示都沒有」。Sharon 則認為，「有兩份收入當然很好，但一份也夠我們用了。」

 

Sharon 始終相信丈夫。班方登想去海地，Sharon 同意，因為「無法想像寫一個你連去都沒去過的地方。」 Sharon 甚至也去了一趟海地。

 

信任源自極致的愛。

 

林惠嘉教授相信李安。Sharon 相信 Ben。大器晚成的故事都是愛的故事。

 

【參考資料】

有關班方登的所有引文，皆來自：

Malcolm Gladwell 著、李巧云、顧淑馨譯，2017，《大開眼界：葛拉威爾的奇想（二版）》（What the Dog Saw and Other Adventures），第十四章〈大器晚成〉，頁 287-305。台北市：時報文化。

（原文 “LATE BLOOMERS”，刊登於 2008 年10月13日《The New Yorker》）

黃崇凱，2016，〈【專訪】與班‧方登的短暫相遇〉，2016年11月7日刊登於OKAPI閱讀生活誌：https://okapi.books.com.tw/article/9179

 

【後記】

本文原本是臉書貼文，第一次貼於 2021 年2月4日，第二次因臉書的動態回顧，略做修改，貼於2023年2月4日。而後，讓「關鍵評論網」轉載，謝謝編輯厚愛，讓我成就解鎖。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80554

 

 

當你與鱷魚搏鬥的時候：一則 Donald Rumsfeld 的故事

1974 年夏天，美國執政團隊儼如寒冬：水門案讓尼克森總統面臨彈劾，尼克森八月發表演說，決定請辭。燙手山芋落到副總統福特手上。福特上任，力先求穩。求穩得靠幕僚長。福特找了當時擔任北約大使，在眾議員時期就認識的唐納倫斯斐（Donald Rumsfeld）擔當重任。 

倫斯斐說，福特總統上任第一天就對他們這些核心幕僚表明：「我希望我的朋友狠狠罵我。」有一次，國會投票決議撤回對南越政府的經濟援助，福特總統氣憤難消，指責說國會議員沒有膽量對抗共產黨。聽來霸氣，但說出這種話並不像是福特總統的作風，倫斯斐認為福特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溫文有禮。 

因此幕僚長倫斯斐提醒總統：「任何公職人員都有兩件特別不利的事，一是嘲弄他人，二是被視為能力不足。我擔心的是像那種憤怒和咆哮恐怕會讓人留下第二種印象」。倫斯斐自承是福特總統麾下的「直言不諱部長」。 

直言不諱不只這一樁。福特剛上任沒多久，恰好是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歐尼爾 Tip O'Neill 的 62 歲生日。歐尼爾手腕靈活，交友廣闊，1977 年到 1987 年當了十年眾議院議長，是上個世紀美國政壇的老手與高手，一句「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All politics is local），是對政治有興趣有概念的人朗朗上口又深思不已的箴言。歐尼爾是民主黨，仍邀請了昔日的共和黨同事，現在的總統福特。 

倫斯斐評估總統不該出席。倫斯斐在查探宴會細節時，發現這場生日宴是一位韓國掮客舉辦。因此倫斯斐建議：「總統先生，我認為你該重新考量赴歐尼爾生日宴的決定」。由於福特已經答應了歐尼爾，所以告知幕僚長倫斯斐：「不，唐納德，歐尼爾是我朋友，我要去」。倫斯斐又找了機會再提一次：「你很清楚你不能去」。福特火了：「豈有此理，倫斯斐，這事情已經定了，我要去」。倫斯斐堅持立場：「呃，那你就得走路去，我不會讓總統的防彈車停在由外國說客出錢主辦的宴會上，而且他未來還可能會遭受調查。」 

後來福特沒去。後來主辦的南韓掮客遭揭發向多位國會議員行賄。後來福特與倫斯斐對此事都一笑置之。 

這些軼事出自倫斯斐 2013 年出版的《倫斯斐法則》（Rumsfeld’s Rules）。倫斯斐法則的命名者，正是福特總統。其實，倫斯斐從小聽了當老師的媽媽建議，收集很多名言佳句，學生字，也學道理。倫斯斐剛擔任白宮幕僚長，福特聽說他有許多箴言法則，要他整理一份，並冠上「倫斯斐法則」，發給白宮人員參考。 

倫斯斐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後從軍，當了三年的海軍飛行教官，退伍後當國會助理，連選上三屆眾議員，做了七年之後加入尼克森內閣，當過福特的白宮幕僚長、國防部長，之後擔任多家公司的董事長與執行長，小布希當選總統之後，2001 年重返政府，執掌國防部五年。倫斯斐一生職務都在意識形態、經濟、軍事與政治的戰場，在真刀真槍的實務中，蒐集篩選了八十年，留下了關於人生，關於公職，關於企業，關於管理，關於面對媒體，關於領導，關於擔任下屬的幾百條法則。 

這些法則絕大多數是別人的名言。因此，我特別喜歡倫斯斐自己的經驗，尤其是他從摔角體悟出的道理。倫斯斐從高中開始摔角，投入十年，還差點參加奧運。十年經驗，摔角留給倫斯斐的是：嘗試在最適合你能力的事物中脫穎而出，要自律，要永遠由對手的觀點來設想，要學會保留實力以便緊要關頭出奇制勝，還有，敢上場。 

倫斯斐又上場了，快七十歲重掌國防部；美國史上最年輕與最年長的國防部長都是他。然而九月十一日那兩架撞向雙子星大樓的飛機，打亂了新政府所有世界局勢的佈局，總統小布希、當過倫斯斐助理的副總統錢尼、國防部長倫斯斐成了反恐急先鋒，出兵伊拉克，攻打阿富汗──中東是邪惡軸心的軸心。 

不過，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大師芝加哥大學 John Mearsheimer 教授那本《為什麼領袖要說謊？》（Why Leaders Lie?）就提到，2003 年美國出兵伊拉克之前，美國各界不想參戰，然而倫斯斐、錢尼、小布希卻散播謠言，散佈恐懼：海珊有大規模毀滅武器。倫斯斐 2002年說海珊跟賓拉登是盟友；兩年後在外交委員會坦承「並無真憑實據」。出兵攻打伊拉克那個月，倫斯斐還說美國之所以知道海珊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是因為「我們知道它們在哪裡」。 

九一一事件是後冷戰國際關係的大事，影響了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世界政治格局：太平洋東岸的美國深陷中東戰場泥淖，太平洋西岸的中國自稱和平崛起。局勢雖未失控，但卻失衡，撤出中東後，美國重返亞洲，再平衡。 

幾百條的「倫斯斐法則」我最愛倫斯斐自己的發明與感受：「當你忙著和鱷魚搏鬥的時候，已經忘了來這裡的初衷是要排光沼澤的水」。倫斯斐這句話放在「對抗官僚主義」，任何組織中的任何人，都需時時謹記。但我要補充或者提醒自己一句話：當你忙著和鱷魚搏鬥的時候，不要忘了初衷，更不要變成另一隻鱷魚。回想起十多年前國際新聞上講起海珊講起伊拉克的倫斯斐，那張鐵青的硬派的鷹派的臉，倒有點像鱷魚。

 

【參考書目】

Donald Rumsfeld著、莊靖翻譯，2015，《倫斯斐法則：美國傳奇前國防部長的14堂領導課》。台北：日月文化。

John Mearsheimer著、彭玲林翻譯，2011，《為什麼你的政府會說謊？揭開7種政治謊言背後的真相》。台北：商周。

【後記】

1、倫斯斐卸任後來台參加過中華民國百年國慶，時任總統馬英九授予大綬景星勳章。

2、據說倫斯斐說過只要他活著中國共產黨活不到一百歲，然而中國共產黨一百歲之前前幾天倫斯斐過世了。

3、倫斯斐 1932 年生， 2021年 6月 29 日離世。

4、此文寫於2021年7月2日貼於個人臉書。

錢穆、余英時、黃仁宇

1997 年《認識台灣》教科書於國民中學實施。我生得早，無緣，因此正規的歷史教育以中國史為主。回想稍微懂事的 1990 年代，社會上最廣為人知的歷史學家，恐怕是錢穆、余英時與黃仁宇。為什麼是這三位？三位大師又各自搭上怎樣的天時、地利、人和？

恰逢讀到中研院史語所陳正國老師的兩篇文章〈臺灣史學中的余英時身影〉（《當代》，2006年）及〈黃仁宇的現代化論述與西方歷史〉（《新史學》，2001年），或有解答。留個筆記。

 一、錢穆

        1966 年，彼岸共產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隨後，此岸國府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分庭抗禮。錢賓四先生 1965 年卸任香港新亞書院院長； 1967 年，遷居台北。來台後隔年，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 

錢穆的史學思想長期以來就為台北官方所倚重。他膾炙人口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與《中國歷史精神》等書，都是應官方邀請至政府單位演講後所輯成。「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透過國家機器，深入各個教育社團，甚至國民小學之中。如此造成了中國古典文化某種程度的普及，也為錢穆的「中國歷史精神」鋪設了更為寬適的溫床。（〈余英時身影〉，頁40）

 二、余英時 

余英時在台灣知識界的影響力從史學圈擴散，主因在於《歷史與思想》的出版。其中〈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以及〈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二文，為多數嚴肅的文史學生爭捧讀討論。……在《自由中國》之後、解嚴之前，台灣知識圈批判政治與追求自由很難表現在實際行動上。因此批判性解讀歷史常常成為廣義自由主義心靈的活動場域。七○年代的台灣也正好是強調「批判地繼承」、「創造性的轉換」傳統等等呼聲最為蓬勃的時代。藉著對中國古典的熟稔，余英時將歷史學帶進與社會學界的金耀基、心理學界的楊國樞、哲學思想界的杜維明、介於歷史與哲學之間的林毓生等人所創造的台灣中國情懷、自由主義、傳統與現代的辯證等關懷相互交織而成的知識盤體。（前引，頁42-43）

 

除了提供廣義自由主義的思考文本，余英時也讓台灣的歷史系學生初步接觸到西方史學。自由的最低階意義是「接觸訊息的權利」。緣於當時政權的體制與經濟條件，七○年代台灣歷史學學生對西方學術所知有限。余英時作為台灣重要的「西方文化的海外傳介」之一，其善業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他擇優介紹西方文明；第二，他審慎使用西方學術概念與中國歷史相互闡發。（前引，頁44） 

引介西方學問絕非獨佔事業，為何余英時先生能脫穎而出？陳正國認為：

原因在於他是優秀而重要的中國史家，而且他的文筆流暢優美，長於將問題以有層次的論述方式鋪陳開來。（前引，頁44） 

陳正國舉了收錄於《歷史與思想》一書的〈工業文明之精神基礎〉一文為例，認為該文似是就 John Nef 一書之「讀書摘要。但是余英時詳加發揮，論旨早已不受 Nef 原書所限」，其功力如鴻儒以薩柏林（頁 45）。 

至於余英時的文風，「從五、六○年代的古典與凝重轉出，成為七、八○年代的曉暢與颯爽。文字風格的轉變也使他從專業的歷史學徒，蛻變成新一代的學院啟蒙作家」。（頁47） 

然而，若無實學，單憑一枝健筆是撐不起歷史與思想的。我因此特別讚賞陳正國說「余英時早已以他的實踐雄辯道，研究西洋史的問題核心不在於『能不能』，而在於用什麼眼光或態度」。（頁46） 

三、錢穆、余英時 

眾所周知，錢穆先生是余英時先生的老師；余英時先生的《猶記風吹水上麟》與《回憶錄》對錢穆的教導多有著墨。「一生為故國招魂」的錢穆「能將中國歷史制度與思想上的重要流變一一定位，並以高度的涵攝與抽象能力，將中國歷史加以定性為一個整體；這種成就已經足以令人屏息」，陳正國說。（頁47） 

至於余英時的成就，陳正國認為，「以陳寅恪所標舉的『通識』為的，余英時庶幾蹴之。……陳寅恪所謂『通識』，是指史家對某個時代的各種體制、趨勢、人物、心態與價值有了基本而廣泛的認識之後，一旦遇見時代裡的一件新事物時。也能夠立刻相對準確地將此事物放在合理的位置上，以利做進一步地研判與解釋。換句話說，通識一方面幫助史家在處理新議題時能更快切入、組織，另一方面逐漸培養出預測的能力，也就是傳統所說『見微知著』」（頁 48）。 

四、黃仁宇 

黃仁宇比余英時年長十二歲，但余英時是黃仁宇的在密西根大學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黃仁宇專研明史，最知名的著作莫過於《萬曆十五年》。此書台灣翻譯本於一九八五年由食貨出版社出版。該書於台灣走紅，以及連帶地讓黃仁宇的名與黃仁宇的概念「大歷史」，成為學院內外朗朗上口的術語。當時的背景是： 

七十五年前後，臺灣威權體制面臨存續或更嬗的抉擇路口。社會運動蠢蠢欲動，社會學思維方興未艾。韋伯、馬克思等人的社會哲學或歷史社會學著作，席捲臺灣知識界。臺灣意見領袖的學科背景從原先以學文史為主，轉變成以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為主。原先的中國通史史觀，例如錢穆的民族主義史學，很難做為這一波社會改革所需要的支援知識。李敖、柏楊式的中國史批判，又過於注重政治操守、個人因素，而與社會學思維分道揚鑣。黃仁宇的社會學史觀正好躬逢其盛，成為臺灣解嚴前後，少數能「預流」（陳寅恪用語）的中國史學。（〈黃仁宇〉，頁189-190） 

黃仁宇1964 年的博士論文是《明代漕運》；而後出版的專書，聚焦明代的財政與稅收。在 1981 年《萬曆十五年》以英文出版之前，黃仁宇不明言「大歷史」與「放寬歷史的視界」，他的學術識別證是研究有明一代的制度史家。 

我同意陳正國對黃仁宇出版《萬曆十五年》之後著述的評斷： 

爾後所發表的一系列中國現代史與比較史學，正是一步步將《萬曆十五年》中隱而不顯的史觀前景化，同時淺景化。像是以鋼鐵管線包覆著水泥的後現代建築，黃仁宇史學中的人物事件越來越少。《萬曆十五年》鋪陳佈局娓娓道來的功夫與吉朋、休姆等理性主義史家相比，顯得不遑多讓。可是的晚年的黃氏史學，走向了孟德斯鳩《法意》的路子：架構龐大，論證卻顯得單薄瑣碎，像七彩寶塔摔破了不成片段。即使像《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那樣立論明快，讀來有如掌中小說的小品都不復可得。（〈黃仁宇〉，頁189） 

快二十年前，一位前輩提醒我留意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全書儘管看似在說故事，但後頭的註釋，在在表明這些「故事」全都是第一手檔案、第一手史料支撐起來的。讀完陳正國老師的文章，回想起前輩當年的弦外之音或許是：後來的《中國大歷史》等書，註釋少了，反倒真的在講故事了： 

「晚年的黃仁宇像是感到時不我與的傳教者，急切地重複福音書裡的句子。人們很難再在黃氏晚期書中讀到歷史，卻只看到黃氏自我投射出來的影像。」（同前引） 

註釋或許是學術的規訓，但史料真的是規矩。黃仁宇先生是規規矩矩的史家，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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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資料】：

陳正國，2006，〈臺灣史學中的余英時身影〉，《當代》232：34-51。

陳正國，2001，〈黃仁宇的現代化論述與西方歷史〉，《新史學》12(4)：155-92。

【後記】：

此文乃今年 1 月11日讀書筆記。充當念記余英時先生（1930-2021）。

 

 

八二三種種

一九五零年代，台海發生兩次危機；兩次標的，都在金門。第一次是 1954 年九月。當時的背景是韓戰尾聲；蔣介石台灣的未來，繫於這場戰爭後的國際秩序。

 

韓戰來到 1953 年 7 月 27 日，停戰協定。停戰協定簽字前，蔣介石卻突襲東山島。這是因為「選在韓戰停火協議簽字前夕發動突襲行動，似有喚醒國際社會，表明台灣在亞洲冷戰場域中繼續保有重要戰略地位之用意。」（林孝庭，p.114）。

 

隔年九月，毛澤東下令炮擊金門。為什麼打金門呢？林孝庭引用了張少書（Gordon Chang）與宋怡明（Michael Szonyi）的研究說：「毛澤東決定炮擊金門，時機上是經過審慎挑選的；值此杜勒斯訪問馬尼拉之際，北京有意藉由砲擊金門，來嚇阻甫成立的東南亞公約組織不可將台灣納入其範圍之內。」林孝庭補充說，「不論北京的意圖如何，炮擊金門的行動，卻給了蔣介石一個充分的理由，來說服華府與台北簽訂協防條約，作為維護台海局勢、嚇阻中共採取進一步軍事行動的重要措施」。（p. 130）

 

是的，第一次金門炮擊的結果是，1954 年 12 月 2 日由外交部長葉公超及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於華府簽訂了《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間共同防禦條約》。

 

這個條約的意義，可能是美方「穩定台海局勢的主要手段：一方面由華府向全球公開做出協防台灣與澎湖的承諾；另一方面美方又刻意不對國民黨政府所控制的福建沿海島嶼做出明確聲明，藉以維持戰略模糊，試圖達到混淆北京的目的，讓毛澤東摸不清美國對於金門、馬祖等外島的真正態度與底線，從而避免採取軍事行動。」（林孝庭，p.110）

 

既然有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雖然條約本文涉及之範圍僅限於台灣與澎湖，但 1955 年 1 月美國國會通過、艾森豪總統簽署的〈Formosa Resolution of 1955〉，便授權總統「認為必要時，為了確保及防衛台灣及澎湖（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以抵抗武裝攻擊之特定目的，得使用美國武裝部隊。此項授權包括該地區內，友邦國家現正掌握之有關據點及領土（related positions and territories of that area）之確保及防衛」。換言之，金門與馬祖也在美國防衛範圍之內了。

 

所以問題來了：為什麼 1958 年 8 月，毛澤東還要炮擊金門？

 

不妨先看看宋怡明在《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的說法：

 

1958年，毛澤東發動不尋常的社會革命──大躍進。[……]柯慶生認為，毛澤東為了解決大躍進帶來的挑戰，「刻意挑起衝突並將整個社會軍事化」。這個論點認為，毛澤東砲擊金門的動機之一是為了創造對外的緊張與威脅，好激勵國內民眾投入大躍進。不管毛澤東砲擊金門的動機為何，很清楚地，他想利用砲擊來支持他的內政方針。(p.87-88)

 

換句話說，國內政治是目的，利用攻擊金門來製造國際緊張則是手段。

 

宋怡明引用的是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1996 年的《Useful Adversaries》。書中，柯慶生說，1954-55 年毛澤東攻擊金門，學界共識是毛澤東要測試美國對國民黨的支持程度；但1958 年的八二三，原因跟先前完全不同。

 

柯慶生主張：1958 年八月，毛澤東發動戰爭，是要挑起未達戰爭程度的國際緊張（stir up international tensions short of war），並利用國際緊張，複製對日戰爭時，人民為國犧牲的精神，推動自給自足的工業發展與推動核武，也就是所謂的「大躍進」。(p.9)

 

柯慶生的論點，也就是大躍進需要進口物資，進口物資需要安全的海域，這一點，Bruce Elleman 提供了一個間接證據：

 

一九五八年初，中英之間在貿易量與貿易貨品種類兩方面都大幅的增加。此事促使美國駐台北大使館在一九五七年夏天提出警告，「中國共產黨是期望要把金門給中立化，以便在英國對這些貿易管制採取行動之後，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當地的港口」。（Elleman, p.196）

 

另一方面，林孝庭則從國際脈絡說明八二三為何發生：「北京一來欲對抗美國有意採取兩個中國政策；二來為了轉移美、英等國準備在中東地區動武；三來為了反擊國民黨政府對東南沿海的敵後游擊活動，因此下令解放軍再次砲擊金門。」（p.140）

 

具體來說，在 1954 年攻擊金門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讓毛澤東不爽美方有意主張「兩個中國」。危機過後，中美大使會談上，中方不斷糾結台灣問題，美方於 1957 年底撤離談判代表。

 

時間來到 1958年。

 

二月，中國多次要求美國派大使級代表繼續談判，但美方未回應。三月，毛澤東批准彭德懷在七、八月份調空軍到福建，並在必要時炮擊金、馬。

 

到了七月中旬，伊拉克政變，黎巴嫩與約旦表態支持伊拉克革命，美軍進入黎巴嫩，中東危機驟起。毛澤東認為這是發動契機，要彭德懷盡快部署空軍海軍，趁美英處理中東問題，決定在月底炮擊金門，打擊蔣介石，牽制美國。

 

但是，七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卻致函彭德懷下令暫緩。

 

暫緩的原因與蘇聯有關。一週前，蘇聯駐華大使告訴毛澤東，蘇中可以搞聯合艦隊，並在南海弄個長波電台。結果毛澤東發飆：「一萬多公里長的海岸線都交給你們，我們只搞游擊隊」，大使尤金（Judin）立即回莫斯科報告此事。赫魯雪夫決定去北京一趟。換言之，下令暫緩攻打金門，是為了赫魯雪夫。毛澤東赫魯雪夫會談，赫魯雪夫說，這是誤會一場，沒有聯合艦隊的問題。雙方也約定永遠不會提這樣的問題。

 

赫魯雪夫中計了。赫魯雪夫是秘密出訪，自然也該秘密返國，但是毛澤東卻在機場搞了歡送儀式，還早已準備好公報內容，簽署中蘇聯合公報。這下子，美國知道毛赫有此一會。毛赫會中，毛澤東並無洩漏一字一句要攻打金門。赫魯雪夫走沒多久，八月廿一日，毛召集彭德懷等領導商議，決議炮擊金門。這天就在八二三。

 

先前赫魯雪夫訪中「被公開」，導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表示「我們有證據表明蘇聯沒有鼓勵中共挑起危機，但蘇聯顯然默許並支持了中共的砲擊行為」（沈志華，p.215）。毛澤東拉了蘇聯當墊背。

 

在美國方面，八月底，艾森豪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依戰事的階段，裁示「如果中共進攻台灣和澎湖列島，美國軍隊將適當擴大行動範圍，並由總統決定是否使用核武器。」（沈志華，p.216）

 

戰事到了九月，九月十五日在華沙，中、美恢復大使級會談。停戰不遠了。

 

以上是中國冷戰史專家沈志華閱讀中美蘇檔案後的「還原」。

 

當然，八二三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是多重的。首先、十月廿三日，《中美聯合公報》（俗稱《杜勒斯公報》）中，蔣介石被迫放棄武力反攻大陸。再者、中共與蘇聯關係上，沈志華認為，八二三炮戰是中蘇同盟日後走上分裂的關鍵。這兩點也影響了美蘇、中蘇、美中的關係，以及連帶的，中華民國在國際政治上的位置與角色。

 

六十二年前的金門炮戰期間，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九月十三日，密電給英國首相麥克米蘭。這份最高機密的電報，杜勒斯說美國「如果看起來害怕，並在某種程度上『丟臉』了，此結果將會是相當深遠的，會一路從南越延伸到日本與南韓」。（Elleman, p.207-8）

 

今年八二三， 首次有AIT處長到金門參加追思。意義重大。至少，美國不會在台灣問題上丟臉。

 

【引用資料】

 

林孝庭，2015，《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88》。台北：聯經。

沈志華主編，2018，《冷戰國際史二十四講》。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Thomas J. Christensen [柯慶生]，1996，《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ruce Elleman著、吳潤璿譯，2017 [2012]，《看不見的屏障：決定台灣命運的第七艦隊》。新北市：八旗文化／遠足文化。

Michael Szonyi [宋怡明] 著，黃煜文、陳湘陽譯，2016[2008]，《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約翰註】：原寫於今年八月廿四日，此為修訂版。我刪除一段評論馬英九前總統主辦的「國家不安全」研討會。該研討會只有名稱是正確的。不安全，是現狀描述。我想，還是單純回顧歷史就好。故刪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