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望是因為愛

I.

整理舊照片，發現這張尋常的但又沒有印象的照片。什麼時候拍的呢？點右鍵，詳細資料顯示：2010年8月晚上8點許。我知道，那是在政大側門的麥當勞拍的。那年夏天，我到政大的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地下室蒐集論文資料。在提交的論文計畫書上，我以「受縛的國家」為題，探討民進黨執政時期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夏日北上，目標是略讀完2000年3月到2008年5月的三大報第一落（蘋果日報來台後就是四大報）。白天泡在地下室讀報，晚上就隨意吃以前讀政大時會吃的飯，逛逛書城。我沒有筆電，一天工作的收尾，是到麥當勞讀書或回憶白天所讀到的新聞，在筆記本寫筆記。

單純的日子，但心裡是慌張的：那些新聞不過是幾年前發生的事，但一天一天翻閱，為什麼越看卻越像外國史？完全不知道可以構作什麼論點，甚至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而在畢業的終點之前，一天過去就等於少一天可以寫作。

定靜安慮得，要先定，後能得。幸好一聞到社資中心的味道，地下室舊報紙的味道，濃得化不去的潮濕霉味，心底反而漸漸安定下來，因為我這樣騙騙自己：就是要這種味道才有不為人知的寶藏。

II.

最近深夜讀書讀到一個段落，我彷彿又聞到那個夏天政大社資中心地下室的潮濕霉味。

我讀的是社會科學宗師之一的托克維爾的書信集。

托克維爾是法國貴族，卻生於大革命後的 1805年。26歲時，去美國遊歷了九個月，回國寫作，跟旅伴出版了美國監獄制度的考察，也包括一本《美國遊記》，不過更重要的是，不到30歲的托克維爾，出版了日後社會科學的經典著作《民主在美國》。35歲到45歲從政，從議員當到外交部長，等到1851年路易‧拿破崙政變，托克維爾才離開政壇。幸虧他離開，我們才能讀到他浸在檔案堆的研究成果《舊制度與大革命》（1856年出版）。直到1859年過世之前，托克維爾還在讀、在想、在寫《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續篇；為了寫這本續篇，托克維爾讀了大量的文獻，也做了大量的筆記，這些筆記也以《論革命》為題出版。

續篇之難，托克維爾在1858年，過世的前一年，寫信給堂哥兼摯友Louis de Kergorlay說：

「可以肯定，我不想寫一本很長的書；但照我研究事實和最終定稿的工作方式，我恐怕永遠不能完成這一工作。不幸的是，我不知道該採取何種原則來限定我的研究範圍。在什麼都看和什麼都不看之間，我看不到任何折衷點。但大革命的文獻，正如德國人所說的，它無窮無盡……隨革命的發展而在社會狀況、制度、思想以及法國人的風俗中漸次產生的變遷，這就是我的主題。為了看清這些，到現在為止我只找到了一種辦法，那就是通過閱讀在某種意義上與當時的人一起來體驗大革命的每個時刻，而不是閱讀那些談論他們或他們此後談論自己的東西，而是他們當時的言論，並盡量發掘當時他們真實的想法。為達到這一目的，當時不起眼的文字、私人通信可能比議會辯論更有效。我期待通過這種方式達到所設定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將我置身於當時的環境中。但這種方法太慢了，我經常感到絕望。還有別的方法嗎？」（頁288-289）

III.

儘管最後我的論文略作調整，民進黨八年執政只是其中一章，這些報紙資料最後也只用來建立2004年選後爭議以及2006年反貪腐運動的事件序列。不過回想起那個夏天在潮濕霉味的政大社資中心地下室，托克維爾是對的，瀰漫著絕望：絕望於閱讀與寫作進度的落後，絕望於見證一個本土政黨從黎明到正午再到黑夜的過程。

絕望，是因為曾經有愛。

（引用書目：托克維爾著、崇明編校，2010，《政治與友誼：托克維爾書信集》。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董橋夫人

這些年讀了許多董橋先生的文章：《辯證法的黃昏》、《這一代的事》、《跟中國的夢賽跑》、六卷《英華沉浮錄》、《倫敦的夏天等你來》、《回家的感覺真好》、《沒有童謠的年代》、《保住那一髮青山》、《從前》、《故事》、《青玉案》、《記得》、《記憶的腳註》、《小風景》，到近年的《字裏相逢》與《讀書便佳》，都讀過。不算齊全，但應該不算少。提筆抄寫了好幾篇文章，鍛句鍊字。當年寫完碩士論文，我在〈謝辭〉感謝了董橋先生：

我的中文很爛，更不會寫論文……自救的過程，謝謝董橋的散文補充文字維他命；確實，「鍛句鍊字是禮貌」，希望我的文字不致於無禮。

看董橋先生寫時人時事寫文玩古物，所念之人與所憶之事，家人似乎比例不大。父親一手何紹基，不時提及；寫過幾篇女兒，像是〈給女兒的信〉、〈父親加女兒等於回憶〉；沒印象寫過母親；就連太太，也少寫。少寫，甚至不寫，會不會出於禮貌與倫理呢？董橋從印尼到台灣到香港到英倫再回香港，半個地球半生遊歷，董太太在董先生的生活董先生的文字佔據什麼位置？我自問。

幾年前在簡陋的市立圖書館巡邏書櫃，瞥見《英倫憶往》，取下來看，作者是董橋的太太，而這是當時的我，第一次讀到董橋寫太太。

 根據《英倫憶往》的作者介紹：

康藍本名梁康藍，廣東人，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七○年代旅英期間曾為香港報刊撰稿，在香港《快報》及《明報晚報》闢專欄寫英倫小品。八○年代回港後出任銀行公共事務經理，近年從事服裝設計及製衣業，業餘為報刊撰文。

當年我沒細讀《英倫憶往》，粗粗翻閱後的印象：康藍的文章中也沒有董橋。這本《英倫憶往》還是有董橋，董橋為太太的書，寫了開篇文章：〈《憶往》的憶往〉。

        我將之敲出。

《憶往》的憶往

董橋

一

《小卒日記》（The Diary of A Nobody）裡的那位「小卒」說，他和他親愛的妻子凱莉剛搬進賀勒維那幢新居去住。新居其實是古屋；想來跟霍桑雜憶中的那幢古屋一樣老。樓上六間房間，樓下又是一番景象：早飯餐廳對著屋前花園；正門在十級石梯的盡頭，平日鎖著不用，熟朋友來訪都從園中的一扇小邊門出入。古屋的後花園也相當寬暢，種菜種花還種了果樹，斜坡一路蜿蜒通到一條長長的火車路軌。他們起初擔心火車聲音太吵，可是房東說，住慣了就不覺得吵了。他於是減了兩英鎊租金。「小卒」一家人住進去果然也不覺得火車擾人清夢。

二

一九七三年初秋，我一個人先到倫敦報到。金銓兄因公赴歐，辦完公事特別留在倫敦等我。我起初住在一幢小旅館裡，每天下了班跟金銓碰頭，逛書店，看電影，吃猶太館子，看朋友。後來金銓走了，我也找到倫敦南郊菩提園那個公寓房子搬進去。那也是一幢古屋舊樓；屋前一片嫩綠的青草地，園門兩邊那幾株古樹越發見得蒼老。後窗望出去是雜樹雜草叢生的斜坡，荒涼極了；坡底竟是火車路軌，清晨五、六點鐘到子夜時分，隆隆火車聲說來就來，說去就去。房子租金已經夠便宜了，房東不肯減租；我們住慣了真的不覺得吵了。

舊樓初夜，風雨連綿。我一個人打掃整個房子，累得要命，蒙頭就睡。不料半夜夢見先父坐在空空蕩蕩的客廳裡，臉露慍色，說是後面臥室連床單都沒鋪好，叫人怎麼睡，我驀然驚醒，只聽得窗外的風聲雨聲，隱約還聽到客廳裡有窸窸窣窣的人聲。我心中確實有點害怕；後來想到父親過世後幾次給親友托夢都說要跟著我出外，我心中一陣悲涼，趕緊披衣，冒著滿屋子的寒氣，走到後面臥室裡給他鋪床。雨越下越大，雨點打在玻璃窗上，像夜歸人敲門的聲音。

三

我這樣獨居了一個月，她才帶著兩個孩子回到倫敦那個陌生的家。飛機原是清晨七、八點鐘飛到，我天亮前就搭上第一班進城的火車，轉車直達機場。機場告示板上說：他們那班飛機遲到。先是說延到中午降陸，後來又說下午四點鐘才到。我在機場苦等了一整天，把他們接回菩提園的時候，已是暮色蒼茫，園中草木都辨認不清了。山坡下的火車聲是他們的催眠曲。

那天晚上，我靜靜在客廳裡翻讀案頭一小堆新近買到的書。有一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女小說家布雷頓（Mary Elizabeth Braddon）談婚姻的話最是難忘：女主角結婚了，一般熟悉小說結構生理發展的讀者都會覺得故事從此結束，正是幕落時刻。但是，真實人生的風雲難道都在婚禮神壇之前煙消雲散了嗎？男女主角在婚姻註冊簿上簽了字之後，故事就會從此結束嗎？男人結了婚之後是不是真的可以一了百了，無災無難？小說家用了三卷書的篇幅描寫六個星期的戀愛故事之後，真可以用半頁篇幅敘述那一對男女下半輩子的遭遇嗎？奧羅拉結了婚，安頓下來了，快樂了；人人都以為她從此遠離一切苦厄，安然無恙；沒有故事可寫了。其實她只是暫時逃過風浪中的船難，上到一處安靜的海灘；遠方依然烏雲密佈，有雷有風有雨有莫測的故事。壁爐沒有爐火。昏黃的燈下有深秋的寒意。

四

客廳漸漸暖起來了。她在孩子的哭聲和笑聲之中給菩提園這幢舊樓帶來現實的夢幻：五鎊錢的舊鋼琴；冷攤上的老唱機；木雕的陳年書架；星期六的晚宴；星期天的野餐。一盆盆小盆栽的綠意綠了成大女生宿舍裡的舊夢，人人都在編織自己的故事。美滿的婚姻是把兩個不同情節的故事編進一部小說裡溶化成一個結局。於是她開始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圖書館裡看書、譯書；也開始給香港的報刊寫通訊、寫小品、寫小說評論。一直到六七年後又是一個深秋的晚上，孩子們都睡了，客廳裡壁爐的爐火熄了，山坡下最後一班進城的火車開走了；她說：「我們該回去了！」

五

從此，倫敦的一切，都成了記憶中的往事了。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延伸閱讀：關於〈梁康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