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圖書館之"TOO MUCH TO READ")
國際書展前，蔡英文總統發布逛書店的影片。原來，水準書店的老闆沒唬人。
是這樣的，一月底我去師大水準書店閒逛。結帳時，老闆向我推薦八旗文化的世界史系列，還說小英前幾天有來，買了七、八千元，其中好幾本是這套，「非常好看，好看得要命！」老闆說。
老闆見我無動於衷，還拿出總統簽名佐證。我瞄了一眼，的確是總統的字，日期隱約記得是一月廿七日。
隔天，我把總統逛書店這件事告訴了朋友。朋友冷冷地說：「總統這麼閒哦」。
我畢竟是讀書人：「不會啦，總統日理萬機，只是讀書有了心得，福國利民，也是好事一樁啊」。
畢格斯每個禮拜都會對客戶寫「投資展望」（Investment
Perspective）。1980年代，有兩次提到「投資與閱讀」。
1983年2月7日，畢格斯寫了〈紀律與閱讀〉（Discipline and Reading）。
文章第一句直接破題：每天跟如洪水般大量的閱讀材料搏鬥，是投資經理人必須面對的問題。但畢格斯說，「作為投資經理人，我們必須明白，我們並非靠收集資訊或知識為業，我們靠判斷為業。……判斷力，而非知識或者資訊，才是投資經理人最終、也是唯一的產品」。
四年後，畢格斯在1987年5月5日的「投資展望」又寫了類似的主題，題為〈太多東西讀不完〉（Too Much to
Read）。
他認為，雖然該閱讀的資料太多，但九成是沒有價值的，因為大多是已知的事情，或者根本是不相干的東西。只是，如果沒有自己去讀，偏偏挖不到那百分之十可能有用的部分，無論多聰明厲害的助理都無法代為效勞。
問題是，要注意哪些訊息來磨利自己的洞見與判斷力？畢格斯提醒我們留意股票與市場中，那些「在邊際上發生變化的事情」（change at the margin）。
可是，畢格斯只講了答案，沒提供方法。
我想到另一個人，他或許有方法。他是知名的政治思想家以薩‧柏林（Isaiah
Berlin）。
柏林在1996年寫了一篇刊登於《紐約書評》的文章，叫做〈論政治判斷〉（On Political Judgment）。他認為，俾斯麥、羅斯福總統、列寧等人都具備優秀的政治判斷力。
甚麼是政治判斷力呢？
那是一種「對甚麼行得通、甚麼行不通的意識。這首先是一種綜合能力，而非分析能力」（……a sense of what will “work,” and what will not. It is a capacity, in the first place, for
synthesis rather than analysis……）。
柏林說，這些人能「充分瞭解一個特殊情境中的全然特性，特殊的人與事件以及各種危險，在特殊時間中的特殊地點內，那些起了作用的特殊的希望與恐懼」。
柏林認為，這種意識，這種捕捉特定時地、特殊希望與恐懼的能力，也是某些小說家的稟賦。柏林提到了兩位小說家：托爾斯泰與普魯斯特。
我猜想畢格斯會同意柏林的主張：讀經典小說可以培養（政治）判斷力。
畢格斯是耶魯大學英文系畢業的。
【參考資料】
Barton Biggs, 2014, 《Biggs on finance, economics, and the stock market : Barton's market
chronicles from the Morgan Stanley years》。
Isaiah Berlin, 1996, 〈On Political Judgment〉，《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 43, pp.26-30。
